2.刘邦的“穿孔游戏”（第3/5页）

事后，有人责备叔孙通有那么一点“谀”，叔孙通却擦着汗回答说，我也是刚刚脱离虎口，你们就不要这么损我了。叔孙通连夜逃离咸阳城，先投怀王，再投项王，最后降汉。其实在这里，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叔孙通划为没有风骨气节之人。在那样一个活着才是硬道理的乱世中，趋利避害是一个人生存的本能反应。而这时候的知识分子也有选择如何生存的权力，不存在和某个权力集团签订生死契约。也就是说，叔孙通最后投奔刘邦，是识时务的明智之举。

刚一开始，刘邦对叔孙通这帮儒生还是有较强的抵触情绪。要知道刘邦是一个将草根精神进行到底的人，没有高学历，生活也不小资，尤其看不惯儒生的那身行头。对于刘邦的这种心理，叔孙通还是能看出来的。一个人如果连老板的喜怒哀乐都解读不了，那他在官场上是没有前途的。既然刘邦不喜欢这身奇装异服，那就好好在形象上捯饬一下。于是叔孙通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后改穿楚地的短服，在那些顽固的儒生中，有一个人能主动站出来迎合自己。叔孙通的这种做法博得了刘邦的高度赏识，看来儒生们的头脑也不全是花岗岩的。据《史记》记载，叔孙通降汉时跟随的儒生有一百多位，可见叔孙通在当时的儒家学者中是具有一定号召力的。这帮人之所以冒着被杀头的危险跟着叔孙通投奔刘邦，也是看中了叔孙通的勇气和胆识。至少在那一百多位儒生敢死队员们看来，跟着叔孙通是有前途的。

但现实很快让他们奔腾的热血冷却了下来，叔孙通并没有带他们走上一条光明大道。这家伙一次又一次向刘邦举荐的人都是一些有案底的黑社会分子（盗匪），儒家弟子一个也没有举荐。儒生们怀疑叔孙通是不是吃错药了，怀疑他还是不是儒家士子的一份子。叔孙通给出的理由是：汉王正在冒着九死一生的风险打天下，你们只会读书写文章不会打仗，所以我要先举荐那些上了前线敢玩命的主。等到天下一统，才能轮到你们上场。你们需要耐心等待，等到时机成熟我一定会推荐你们的。叔孙通的这席话，并不是满嘴跑火车，而是“心有所定，计有所守”的一种表现。由于他举荐的人在战争中多次立功，刘邦非常高兴，拜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早已统一天下。在他看来，那些官场礼节过于繁琐，不符合他低级趣味的风格。他要求能省则省，一切从简。结果大汉帝国的朝堂成了闹哄哄的菜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叔孙通拿出了秦朝朝仪、官制给新皇帝运用。刘邦建立的新王朝，基本是流氓政权取代了贵族政权，那些出身草野的流民哪里懂得什么礼仪和规矩，出入朝堂跟出入梁山聚义厅也差不多，奉行的也只是大口吃肉大碗喝酒那一套。群臣在朝堂之上开怀饮酒，高声喧哗，手痒难耐的武将们情急之下还会拔剑击柱。看着眼前乱糟糟的场面，刘邦觉得这样太没有规矩了。

叔孙通知道刘邦愈来愈讨厌此类事，善于察言观色的他就不失时机地说出了自己的观点：那些儒生很难为您攻城拔寨，可是能够帮您保守成果。我希望征召鲁地的一些儒生，跟我的弟子们一起制定朝廷上的仪礼。打天下我们读书人不行，而治天下你们这些没文化的武人不行，还要靠我们儒家的弟子。

刘邦担心的是，这些读书人所制定的礼仪制度，又会像过去那样烦琐难行。为了打消刘邦心中的顾虑，叔孙通说：“五帝有不同的乐礼，三王有不同礼节。礼，就是按照当时的世事人情给人们制定出节制或修饰的法则。所以从夏、殷、周三代的礼节有所沿袭、删减和增加的情况看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就是说不同朝代的礼节是不相重复的。”

叔孙通是个异常清醒之人，他对于权力体系建设有着一套更为实用的理论。他来自秦朝，对于秦王朝的败亡也有着更为直观的感受。从这个角度出发，叔孙通的观点无疑是历史文化层面上的一大进步。

于是汉高祖刘邦将制定朝仪的任务就交给了叔孙通，刘邦只定了一个调子：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为之。意思就是说，你定的这个朝仪，不能过于繁琐，要易学易掌握。

等到叔孙通的朝仪制定好了之后，先是召集了鲁地几十个读书人，连同孙叔通的弟子一百多人在野外牵绳索、树茅草，将新近制定的礼法练习了一个多月。直到孙叔通觉得已经差不多了，于是上报汉高祖刘邦。刘邦在检阅过后，觉得这种形式大于内容的繁文缛节给足了皇家面子，很能体现皇家的威严，臣子的恭顺。他用四个字对叔孙通所做的工作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吾能为之。这一套，我可以做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