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家天下的“关门游戏”（第2/7页）

官家的“裙带”关系最为盛行的时期应该是东晋时期。“裙带”从字面上拆开看，就是妇女的服饰上的一根带子，这根带子让服饰成为一件合体的衣服，引申开来就是由妇女姻亲关系所带来的官场利益关系。

东晋时期的权力结构很多都是来自于豪门士族的政治地位，而决定政治地位的高低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士族成员自身所取得的政绩；

二是士族阶层通过婚姻构建起来的关系网。这种来自于关系网内部的彼此提携与利用，也就是裙带关系。

我们知道清浊之分和士庶之分是南北朝时期官场上最重要的界限。士族阶层就是那些世袭的没有封爵的贵族阶层，他们除了没事聚在一起扯扯闲篇别无它好，唯一的职业就是做官。好像除了做官，这些人也没有其他的谋生技能，他们就像寄生在权力躯体上的寄生虫。士族阶层为了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用婚姻作为手段，结成一个坚固而奇异的家族共同体。在这种状况之下，作为个人来讲，人在江湖都需要交情，作为权力集团成员都热衷于通过裙带关系来夯实自己的权力底盘。

士族之间通过联姻形成共同体，同时士族和皇族之间也通过皇家纳妃而成为权力场上的一对连体婴儿。

政治地位越接近，相互之间通婚的概率也就会越高，因为大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谁也不会占谁的便宜，这样就容易结成一个看上去相对稳固的利益共同体。社会和婚姻的隔绝使得士族成为封闭的具有强烈排他性的小团体。他们内部彼此联姻，时间一长，大家都沾亲带故，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动他们中的任何一人，都有可能扯出一大堆人站出来反抗。

当时士族之间最为盛行的就是“世婚”，也就是连着好几代都有姻亲关系，老子是亲家，儿子还是亲家，将亲家关系进行到底。这种婚姻表面上看起来有亲上加亲的伦常观念在里面，其实私底下的政治目的才是根本。所以很多士族将自己的子女婚姻作为权力筹码，借助于婚姻使自己的家族权力得到巩固。

比如说东晋时期一代豪门谢家的崛起，就是家族共同体的化学反应达到巅峰的真实写照。

谢家的家族共同体主要还是依靠“裙带关系”来拉动，“裙带”成为血缘的联系纽带。谢氏并不是天生的名门望族，而是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奋斗成为望族大姓的。

在东晋以来的两百多年时间里，谢氏与琅琊王氏并列为南朝最牛的两大家族势力，可以说完全垄断了官家权力市场。在所有的“裙带”关系中，与皇族攀亲是他们的终极目标。

褚蒜子是谢尚的外甥女，嫁给琅琊王司马岳为妃。司马岳即位为晋康帝，褚蒜子被封为皇后。外甥女成了皇后，谢尚自然水涨船高成为当时最为耀眼的政治明星，从没有实职的文官飙升至封疆大吏豫州刺史。可以说褚蒜子不光是谢尚获得权力的助推器，也充当了他政治上的保护伞。

穆帝永和四年（348年），谢尚受命北伐寿春，结果出师不利损失惨重，受到了朝廷的处罚。按照正常的权力规则，吃了败仗的谢尚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搞不好还有可能会丢了自己的身家性命。

“朝廷有人好做官”并不是一句虚妄之辞，这时候已经贵为皇太后的褚蒜子亲自出面，负罪在身的谢尚也只落个降级处分，而不被进一步追究。

褚太后一辈子替四个皇帝当过家，就是在这一期间，谢安的政治生涯迎来了火箭般的蹿升速度。而在谢安所有的关系链中，他与妻舅刘尹的关系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一环。刘尹在当时是个相当厉害的角色，他有着极具说服力的双重身份。既是汉朝皇室后人，又是晋明帝司马绍的女婿（驸马）。刘尹还与当朝实权派人物大司马桓温是铁哥们。

东晋一朝，最顶尖的黄金家族依次是琅琊王氏、高平郗氏、颍川庾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以及最后代晋而立的刘裕家族。普通士族成员如果有幸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家族通婚成功，就等于拿到了进入权力通道的VIP金卡，等于将自己的家族镶嵌进了官家权力链的重要一环。

谢氏裙带关系的第一环扣住的是中山刘氏，谢鲲（谢安的伯父）娶了中山刘氏女。中山刘氏是魏晋时期的名门大族，其发迹史要远远早于谢氏。中山刘氏的裙带关系错综复杂，往往能将自己的权力触角伸展得无处不在。刘氏的通婚对象有太原郭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河内司马氏等，而其中的郭氏又与太原王氏、河东裴氏、襄陵贾氏、琅琊王氏等联姻。这些名门大族共同结成了一个封闭的政治婚姻圈，同时也结成了一个风雨不透的权力圈。豪门大族在权力结构中拥有极高的特权，他们的子弟想进入官场，只要说句话打声招呼就可以摆平，根本用不着支付过高的利益成本。他们不但操控着权力系统的重要部门，在经济上还掌握着大量的土地资源，有的家族甚至富可敌国。这些门阀不光垄断着国家的权力资源，还垄断着当时的文化话语权。他们通过招揽天下知名的士子成为自己的门客学徒，同时将其中的一些人安插进权力部门，形成一股坚强的社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