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朱元璋的“旁入公门”（第2/8页）

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胥吏上受官僚分派，下受百姓敌视，他们的存活之道就是伸手向老百姓不断地去索取，通过从民间刮地皮来满足自己的生存欲望。

当年朱元璋还是草根朱重八的时候，那些来他家收钱的就是这类人，所以朱元璋对胥吏的痛恨可想而知。造成明朝胥吏猛如虎的真正祸根，其实还是来自于元代。元代统治者由于不熟悉儒家文化，便大量雇佣胥吏治国，到了明初胥吏仍旧跋扈异常，国家经常发生胥吏殴打上司的例子。虽然说朱元璋对跟他理念不符的文官采取了极端的方式，但对数量众多的胥吏却一直无可奈何。

朱元璋为了对付胥吏创新了一种方式，这就是所谓的“旁入公门”。就是放在今天看，“旁入公门”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做法。允许老百姓从衙门的小门冲进去绑架为非作歹的胥吏，直接扭送到京城法办，且沿途官员不许拦截。不但不能拦截，还要做好相关的后勤保障工作。在朱元璋的支持下，大明帝国很快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群众斗争胥吏的热潮。

在朱元璋亲自用口语化风格编写的那部《大诰三编》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常熟县乡民陈寿六本来只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人，低眉顺眼地过着自己穷日子。如果不是因为下面发生的事情，他也许一辈子就悄无声息地淹没在历史的深处。

这件事情的起因是陈寿六得罪了当地一个叫顾英的县吏，于是遭到了顾英的迫害打击。陈寿六家仅有的口粮和来年的种粮都被顾英的爪牙搜刮殆尽。当然县吏顾英不只是针对陈寿六一个人，他平时就横行乡里，受他迫害的人不在少数。

他本来以为老实巴交的农民都是修炼过忍术的，很多事情忍一忍也就过去了，并不会翻起多大的浪。但是这一次他错了，因为他遇上了自己的克星陈寿六。顾英点起的这把火憋在陈寿六胸中，烧得难受。终于有一天，陈寿六爆发了。爆发的陈寿六率领自己的弟弟和外甥一怒之下冲进了“旁入公门”的门，趁顾英喝得酩酊大醉，将其五花大绑捆了起来，连夜押送离开常熟县，直奔京城而去。这事来得太过突然，常熟县的官吏们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

需要指出的是，陈寿六并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莽夫，他是一个知法懂法的乡民，他的所作所为也没有僭越当时的法律。也就是说，陈寿六绑架县吏顾英是按照国家颁发的正式章程在办事。所谓正式章程也就是国家的法律条文。

这份正式章程的制定者不是别人，正是当今帝国一把手朱元璋。

在临行之前，陈寿六做了一件事。他让乡亲们找来了朱元璋发布的反贪法律《大诰》，随身携带以作护身符之用。因为按照朱元璋的圣谕，对持有《大诰》押送巧立名目、害民取财的地方贪官联名赴京的普通民众，各个关卡路口都要一路绿灯。

陈寿六等人押送顾英到京后，朱元璋立即将顾英打进大牢。朱元璋不仅没有处罚陈寿六等以下犯上的罪过，还当面赏赐陈寿六钞30锭（相当于今天的几千块钱），其他三人衣服各两件，并免除了他们的杂役。在陈寿六等人离京后，朱元璋又专门发布谕令警告地方官吏：胆敢对类似于陈寿六者打击报复者，一律处死并株连九族。朱元璋在谕旨里，将陈寿六这种大无畏精神大加褒扬，号召全国的农民兄弟都要学习这种敢与官场恶势力作斗争的精神。

在表彰文件里，朱元璋说：如果有人敢罗织罪名，搬弄是非，扰害陈寿六，我就将他族诛！当然，如果陈寿六自己仗恃着我的名头而横行不法，为非乡里，也同样罪不容赦；但是，陈寿六若有过失，地方官员无权作出决断，必须将他召到京城，由我亲自审理。

皇帝开了金口，陈寿六似的农民，就成了耀眼的政治明星，成了归朱元璋直接领导的御用农民。这种风气一开，洪武十八、九年（1385—1386年），在前往南京城的各条驿道上，时时处处都能看见这样一幅景象：乡民们三五成群，或者百十为伍，带着干粮，押着几个手脚绑得结结实实的富豪或者胥吏，或步行或驾着破驴车匆匆赶路。遇到关口有官员盘查，他们就会从怀里掏出几本金黄色封皮的小册子。平日里不可一世的官员们见到这些小册子，立刻会收起平日里的威风，毕恭毕敬，恭请这些“大爷”们赶快过关。

当然这些官员不是畏惧于这些手无寸权的乡民，而是对陈寿六手中握着的《大诰》的畏惧，准确地说是百姓对于皇权的畏惧。

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颁布的《大诰》里，有这样一条新规定：“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职的吏员，赋闲的吏员，以及城市、乡村中那些老奸巨猾的顽民，若胆敢操纵词讼、教唆犯罪、陷害他人，勾结官府，危害州里，允许当地的贤良方正、豪杰之士将这些人抓起来，绑送京城。如有人胆敢中途邀截，则枭首示众！各处关津、渡口，也不得阻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