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海瑞的遮羞布（第3/11页）

这种接近人身攻击的批评，立刻遭到无数青年学生和下级官僚的激烈反对。拥护者和反对者互相争辩，几乎一发而不可收。吏部新科办事进士江南人顾允成偕同年生彭遵古、诸寿贤联名上疏，为海瑞辩诬。“房寰妒贤丑正，简直不知人间羞耻事。臣等自幼读圣贤书，十余岁时已知都御史大人之盛名，即知以大人为榜样。大人德高望重，堪称当代伟人，万代瞻仰，望之如在天上，人不能及。而房寰大肆贪污，与都御史大人相比，宜愧且死，竟敢造言逞诬，臣等深为痛心！”也就是说，房寰是“不识廉耻”的卑鄙小人，而海瑞是气贯长虹的“当朝伟人”，一个官场小人哪里有资格指责高高在上的海大人。顾允成等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顺势揭露了房寰欺君罔上的七大罪状。

政治对手的说法虽然不可全信，但也不可能全是虚饰之词。当时的朝廷官员即使不是全都“切齿抱愤”，也一定为房寰的行为感到极度震惊：这小子是不是吃错药了，怎会敢跟海瑞叫板？

饱受古书熏陶和传统道德教育的海瑞实在不明白，自己只是倡行“祖制”，怎么就成了同僚攻击的官场异类？那些条条款款的“祖制”，白纸黑字放在那里，怎么就成了同僚攻击自己的证据。如果说，连遵从“祖制”都是一种犯罪，那么这天下还是洪武皇帝当初建立的大明王朝吗？

自朱元璋开国到海瑞出任巡抚，其间已历经200年。朝堂早已不是当初的朝堂，200年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当年送达御前以备御览的14000多家富户，已经为新的富户所代替。这些新兴的富户，绝大多数属于官僚、土绅或在学生员而得以享受“优免”，不再承担“役”的责任。政府中的吏员，也越来越多地获得了上下其手的机会。更为重要的是，文官集团已经成熟。洪武时期的8000官员，现在已经扩大为两万人。当年不准官员下乡的禁令早已废止，但事实上他们也极少再有下乡的需要，因为很多人对民生疾苦早已视而不见，而是更多地关心于保持职位以取得合法与非法的收入。

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元璋的继任者们在权力的递延过程中不断地做出妥协与让步，而每一次妥协和让步都会稀释“祖制”这锅浓汤的纯正度。“祖制”还在，可味道早已不是当初的味道。用各种非常规手段去追求“祖制”的原汁原味是海瑞所认为的朴素高尚的真理，当他举着“祖制”招牌进入权力系统的上层时，他发现自己成了为人所不容的异类。他唯一可以凭借的是他身上具有的良好道德典范，因为那个社会在表面上毕竟还是崇尚传统道德的，而事实上有一些天真的大臣们也的确是发自内心的崇尚。

万历皇帝与内阁首辅申时行有意庇护房寰（据说房寰与申时行过从甚密），但也不得不拟旨责斥房寰“渎扰”，也就是告诉房寰不要再惹是生非了。受到弹劾的右都御史海瑞也上疏为自己辩驳，并提出辞职，皇帝降旨让他“安心供职，是非自有公论，不必多辩”。皇帝居中调停，希望能够尽快平息这场纷争。

顾允成等三进士逐条驳斥了房寰的疏折，列举了他的七大罪状。一心想要息事宁人的万历皇帝非常生气，说房寰已经受到批评，三进士尚未授官就出位妄奏，“是何事体？好生轻肆！姑各革去冠带，退回原籍”。不过，顾允成等人虽然被斥归，但“士林高之”。也就是说，他们因维护海瑞而暂时失利于官场，但是在天下读书人的心目中，他们的名声与地位较之以往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不久，南京太仆寺卿沈思孝又专疏为海瑞申辩，并弹劾房寰以私怨辱直臣，提请恢复顾允成等人的官职。房寰也不是省油的灯，也上疏诋毁沈思孝与海瑞结党营私。双方闹得不可开交，结果沈思孝受到皇帝斥责，房寰也因此获罪，外放江西提学副使。

两年后，即万历十六年（1588年），房寰疏攻海瑞的这桩公案再度被人提起。吏科都给事中（七品监察官）张鼎思与另一位陈姓给事中，共疏追论房寰诸种不法情事，为已经死去的海瑞鸣不平。此时房寰的老对手顾允成等三进士已经被重新起用，他们自然也不会放过围剿的机会。房寰见“众咻不止”，而自己势孤力薄，于是抛出几份手柬（张、陈二给事中早年向他请托的私信），将张、陈二人搞得灰头土脸。房寰情急之下抛出私信，等于破坏了官场的游戏规则，陷自己于不利，成为众矢之的。

房寰刚刚入京不久，在没有摸清官场风气和民意的状况下，仅凭个人意气即贸然攻击天下士子和百姓眼中的偶像级“伟人”，又道听途说、夸大其词，致遭围攻，失策之下更出昏招，泄露同僚私密，导致全盘皆输，至于他被顾允成等人攻击的“七大罪状”也没有人去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