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隋室兴亡（第2/4页）

帝初受禅，即以官牛五千头分赐贫人。又弛山泽之禁。开皇三年（583年），入新官，见下。初令军人以二十一成丁。减十二番，每岁为二十日役。减调绢一匹为二丈。罢酒坊。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陈平，以江表初定，给复十年。自余诸州，并免当年租赋。十年（590年），又以宇内无事，益宽徭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防。十二年（592年），有司上言库藏皆满，更辟左藏之院，构屋以受之。下诏曰：宁积于人，无藏府库。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十七年（597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满。遂停此年正赋，以赐黎元。皆见《食货志》。皆宽恤民力之事也。

取民之寡如此，而其用度，则百官禄赐及赏功臣，皆出于丰厚。《食货志》。将士战殁，必加优赏。仍令使者，就加劳问。《本纪》。平陈之役，亲御朱雀门劳还师，因行庆赏。自门外夹道列布帛之积，达于南郊，以次颁给。所费三百余万段焉。《食货志》。《文献通考·国用考》曰：“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然考之史传，则未见其有以为富国之术也。夫既非苛敛以取财，且时有征役以糜财，而赏赐复不吝财，则宜用度之空匮也，而殷富如此。然后知大《易》所谓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孟子》所谓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者，信利国之良规，而非迂阔之谈也。”案前兴国计，端资赋役，而赋役之本，则在人丁。《食货志》云：隋初，山东尚承齐俗，避役惰游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诈老诈小，规免租赋。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又开相纠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于是计帐进四十四万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高颎又以人间课输，虽有定分，年常征纳，除注恒多。长吏肆情，文帐出没，复无定簿，难以推校，乃为输籍之样。请遍下诸州，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巡人客，随便近，五党三党，共为一团，依样定户上下。帝从之。自是奸无所容矣。《通鉴》言帝受禅之初，民户不满四百万，末年逾八百九十万，独冀州已一百万户，见仁寿四年（604年）。胡三省《注》曰：“此以开皇初元户口之数比较仁寿末、大业初之数而言之也。周之平齐，得户三百三万，而隋受周禅，户不满四百万，则周氏初有关中，西并巴蜀，南兼江汉，见户不满百万也。陈氏之亡，户六十万。大约隋氏混一天下，见户不及五百万。及其盛也，盖几倍之。”案《食货志》言大索貌阅之事，实在平陈之先，则混一时，户必不止五百万矣。可见其所增之多。又诸州调物，纪纲废弛之世，或不尽归中枢，而此时则《食货志》言：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阪，达于京师者，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则当时国计之裕，亦未必尽由节流。然非节流，固终如漏卮，钩较愈勤，则其为茧丝愈甚耳。此则帝之躬履俭素，不能不谓其大有造于国计民生也。《苏威传》：文帝受禅，威兼民部尚书。初威父绰在西魏，以国用不足，为征税之法，颇称为重。既而叹曰：“今所为者，正如张弓，非平世法也。后之君子，谁能弛乎？”威闻其言，每以为己任。至是奏减赋役，务从轻典。上悉从之。则虽务绝隐漏，以防奸欺，而其取之之法，则未尝不从宽矣。

隋世国计之富，观其积贮而可知。《旧唐书·马周传》：周于贞观六年（632年）上疏曰：“隋家贮洛口仓在今河南巩县东南。而李密因之，东都积布帛而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又《食货志》：贞观二年（628年），戴胄上言：“开皇立制，天下之人，节级输粟，多为社仓，终于文皇，得无饥馑。”此即长孙平所立义仓之法，见《隋书·食货志》。《志》云：自是诸州储峙委积。观于胄言，而知其不诬矣。此与清室盛时，徒夸库藏银两之多者何如哉？宜乎言国计之富者，必以隋称首也。

《隋书·杨尚希传》：尚希上表曰：“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寮以众，资费日多。吏卒又倍，租调岁减。清干良才，百分无二，动须数万，如何可觅？请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帝览而嘉之，遂罢天下诸郡。此事在开皇三年，亦后汉世祖并官省职之意也。

开皇二年（582年）六月，诏高颎等创新都。十二月，名之曰大兴城。今长安。明年三月，入居焉。盖以旧城凋残日久，屡为战场。当时宫室，事近权宜，营新都诏中语，见《纪》。不足以立制度。未可议其侈也。及十三年二月，于岐州营仁寿宫；岐州，今陕西凤翔县。仁寿宫，在麟游县西。十八年十二月，又自京师至仁寿宫，置行宫十有二所；则虽欲不谓为侈而不可得矣。仁寿宫之立，杨素监营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