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赋 税（上）（第5/6页）
差役之法，凡诸官吏，殆无不因以虐民。州郡虐民，所恃以正之者，使家也。然《旧书·代宗纪》：永泰元年二月，“敕如闻诸州承本道节度、观察牒，科役百姓，致户口凋敝，委转运使察访以闻”。又《李逊传》：逊为濠州，观察使旨限外征役皆不从。则使家反有迫州家以虐民者矣。令长虐民，所恃以正之者，州郡也。然《新书·何易于传》：为益阳令，刺史崔朴尝乘春与宾属泛舟出益昌，旁索民挽纤。易于身引舟。朴惊，问状。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蚕，惟令不事，可任其劳。”朴愧，与宾客疾驱去。则州郡反有迫令长以虐民者矣，甚者如武重规，为汴、郑二州刺史，未至而役人营缮，其无忌惮如此。见《外戚传》。甚有非关公事，亦加役使者。如李义府改葬祖父，三原令李孝节私课丁夫车牛，为其载土筑坟，于是高陵、栎阳、富平、云阳、华原、同官、泾阳等七县，悉课丁车赴役，见《旧书·义府传》。而运输之事，尤为劳弊。运输以战时为最剧。如宪宗讨王承宗，配河南府馈运车四千两，房式时为尹，争之乃免，见《旧书·房琯传》。然其后讨蔡州，卒至京畿民户，牛皆馈军，多以驴耕焉，见《本纪》。玄宗时，天下输丁约四百万人，见《裴耀卿传》。又《王 传》：为户口色役使。“时有敕给百姓一年复，即奏征其脚钱，广张其数；又市轻货；乃甚于不放。又敕本郡高户为租庸脚士，皆破其家产。”此等犹借口于惟正之供，甚至有如明州岁贡淡菜、蚶、蛤之属，役至四十三万人者，见《新书·孔戣传》。其关系一地方者，则如《崔玄亮传》言：歙民山处，输租者苦之，玄亮迁歙州，许计斛输钱，民赖其利是也。要之交通不便之时，运输实税收中之重负也。其能稍纾民力者，则一为以军代民，此事唐以前尚罕行。《旧书·敬宗纪》：宝历二年（826年），以诸军丁夫二万人入内穿池、修殿。《文宗纪》：大和九年（835年），发神策军一千五百人修淘曲江。此特于民之外，又役及于兵耳，非必计省民力也。自宋以后，以军代民役之事乃多。养兵徒以给役，固为无谓，然养兵不用，而又苦役其民，则更恶矣。故宋之以兵代民役，亦为彼善于此也。若迳由官漕转，不以烦民，则非善理财如刘晏者，莫能为也。《新书·晏传》：旧吏推明其功。陈谏著论，以为“初州县取富人督漕挽，谓之船头；主邮递，谓之捉驿；税外横取，谓之白著。人不堪命，皆去为盗贼。上元、宝应间，如袁晁、陈庄、方清、许钦等，乱江淮十余年乃定。晏始以官船漕而吏主驿事，罢无名之敛”。免役之道，首为列名士籍，次则厕身行伍，又次则商贩、僧道、色役，《旧书·本纪》：宪宗元和六年（811年）中书门下请裁官之奏曰：“国家自天宝已后，中原宿兵，见在军士可使者八十余万；其余浮为商贩，度为僧、道，杂入色役，不归农桑者，又十有五六；则是天下常以三分劳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坐待衣食之辈。”言之可谓痛切，而独不及士人，此所谓目能见千里而不自见其睫，其实以免役论，宦学终为其一大端也。《隋书·儒林传》：王孝籍，开皇中，召入秘书，助王劭修国史。劭不之礼。在省多年，而不免输税。孝籍郁郁不得志，奏记于吏部尚书牛弘曰：“七年直省，课役不免。”又《新书·隐逸传》：张志和，县令使浚渠，执畚无忤色。此皆特异之事。《传》又云：白履忠，开元十年（722年），刑部尚书王志愔荐，
召赴京师。辞病老不任职。诏拜朝散大夫。乞还，吴兢其里人也，谓曰：“子素贫，不沾斗米匹帛，虽得五品，何益？”履忠曰：“往契丹入寇，家取排门夫，吾以读书县为免，今终身高卧，宽徭役，岂易得哉？”可见宦学者以免役为常矣。军人则不徒不役，并有苞芘他人者。如《旧书·宣宗纪》：大中五年十月，京兆尹韦博奏：京畿富户，为诸军影占，苟免府县色役，或有追诉，军府纷然，请准会昌三年十二月敕，诸军使不得强夺百姓入军是也。此与假托他项色役者实同。《新书·食货志》言“诸使捉钱者给牒免徭役”。《李峤传》言“重赂贵近补府若史”则其事。《旧书·宪宗纪》：元和二年六月，命五坊色役户及中书、门下两省纳课陪厨户及捉钱人，并归府县色役。东都庄宅使、织造户，并委府县收管。所欲除者正此弊也。周太祖广顺元年（951年），以诸州府差散从亲事官等，豪富者幸于影庇，碍州县色役，令其放散，已见第四节。而入勋、宇文融为覆田劝农使，句检帐符，得伪勋、亡丁甚众，已见上。《新书·外戚传》：杨国忠使戍泸南，旧勋户免行，国忠令当行者先取勋家，故士无斗志。刘仁轨言，显庆时东征者先取勋户，见第九节。皆可见勋户旧得免役。徙贯、《新书·李栖筠传》：拜浙西都团练观察使。奏“部豪姓多徙贯京兆、河南，规脱徭科。请量产出赋，以杜奸谋。诏可”。假冒、薛《史·唐明宗纪》：天成二年正月，诏富户或投名于势要，以求影庇，或希假于摄贵，以免丁徭，仰所在禁勘，以肃奸欺。及见旌表等，亦为其一途。《新书·列女传》：杨三安妻李，太宗遣州县存问，免其徭役。窦伯女、仲女，永泰中遇贼投谷死，诏旌门闾，免其家徭役，官为庀葬。薛《史·梁太祖纪》：开平元年（907年），诸道多奏军人、百姓割股，青齐、河朔尤多，帝曰：“此若因心，亦足为孝，但苟免徭役，自残肌肤，欲以庇身，何能疗疾？并宜止绝。”役法苛重，苟有避免之途，民殆无不尽力以趋之者。《新书·循吏传》：韦丹子宙，出为永州刺史，罢冗役九百九十四员。永州僻在南服，而役夫之众如此，可见役法之苛重。其仅存者，则所谓无所入者而已。而其使之又不能均。《通鉴》：唐宣宗大中九年闰四月，诏以州县差役不均，自今每州县据人贫富及役轻重，作差科簿。送刺史检署讫，于令厅。注：“县令厅事也。”每有役事，委令据簿定差。《注》云：今之差役簿始此。夫差役簿者，后世之人所痛心疾首于其不均者也。然在此时，已为较平之政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