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回　抨新政京城传谤画　揭家丑圣母识良臣（第2/6页）

目。张居正摊开一看，这张谤画上画了三个人，当中一个人吊着一双眼，满嘴吐出的都是毒蛇，官服上写着“张大学士”三个字，左边一个人吹胡子瞪眼，手拿狼牙大棒，写在官服上的名字是“刑部尚书王之诰”，右边一个人手提一杆大秤，标名为“户部尚书王国光”，三人坐在“阎王殿”中，都是穷凶极恶之相。谤画上还配了一首打油诗：

此是当朝三结义

阎王一个两哼哈

皇朝骨血全收拾

直叫朱衣变袈裟

不难看出，这首打油诗乃是攻击他为天下理财的种种措施，实质是打击皇室宗藩。“直叫朱衣变袈裟”一句，更是暗指他要让朱明王朝遁人“空”门。如此露骨地挑拨君臣关系，可谓刻毒之极。他问刘江俞：

“这谤画在何处发现的?”

刘江俞答：“在东华门外的牌坊上。”

“那里是百官人值的必经之地，把这谤画贴在那儿，无非是想让更多的人看到。”张居正轻蔑地笑了笑，问道，“这是何人所为，有无踪迹?”

刘江俞摇摇头，答话时已是口齿紧张：“约略五更天，巡城兵士经过那里，发现谤画后就立刻揭了下来，当时糨糊还是湿的，贴上去没有多久，所以，没有几个人见到。至于是谁张贴谤画，目前尚无线索，卑职已命人加紧追查。”

张居正鼻子一哼，鄙夷地说：“此等小人所为，若是追查反而抬举了他，不必理会。”

话虽这样说，张居正却不敢大意，他怕皇上通过别的渠道知道这件事而横生枝节，当即就写了揭帖说明事情原委，连同谤画一起送进内宫。这一主动果然产生了效果，当天下午，就有小皇上的谕旨批出：

说与张先生知道：谤画究系何入所为，朕命东厂侦伺。如此侮辱大臣，挑拨君臣关系，定不能轻饶，钦此。

读罢这道谕旨，张居正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但事隔一天，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让他感到棘手：年初的时候，皇上的外公武清伯李伟提出要修坟，李太后命冯保将此事告诉了张居正。当时张居正的答复是“按祖制办事”。他责令钦天监派员去武清伯在沧州选定的“吉壤”实地踏勘。大约一个月后，这块“吉壤”便由钦天监的官员正式确定了下来。武清伯李伟立即上折请拨国帑修造坟茔，这类事情按例由工部负责，已于月前正式出任工部尚书的李义河派员再次前往沧州踏勘估价，核算出造坟银价为二万两，便据实上奏。今日下午，小皇上又派太监到内阁口传旨意：“该部折价太薄，从厚拟来，钦此。”李义河就此事上奏之前，先来内阁与他商量过，二万两的工价银，是一笔笔仔细算出来的，既无水份，亦无勉扣，应该是合理允当。但皇上要他“从

厚拟来”，便让他好生踌躇——这些时京城的形势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他所做每一件事情，都不得不权衡利弊三思而行。

通过东厂的密报与五城兵马司的访单，张居正已知晓因子粒田征税的问题犯了“众侮”，京城中的戚畹大户，以许从成为首，几乎是不问天地前往武清伯府中游说，要他挑头出来闹事。这位武清伯本是个钱窟眼里翻筋斗的人物，从他手里抠出一文钱来，比从猴嘴里抠枣子还要难。这七八年来，他历次受赐的子粒田，加起来比许从成的还要多一百多顷。新政一出，他每年就得往外多拿一万五千多两银子，圣旨颁布之日，他气得在床上躺了三天，窝了一肚子闷气，只差没吐血。儿子李高到处都有耳报神，打听后回来告诉他，说这都是张居正的主意。他因此在心里头把张居正咒了千遍万遍，但当许从成登门要他领衔给皇上写折时，他却抵死不肯领这个头。他的顾忌有二：一是那次在隆福寺前的花市上，儿子李高的仆役居然挥金如土的摆谱，正巧被女儿李太后碰上．当时没说什么，回来后就宣他们父子进宫，夹枪夹棒把李高骂了个狗血淋头。并警告他们，如果以后还敢这样胡作非为，就再也休想得到她这个太后的照拂；第二，他从冯保处打听到，子粒田征税，虽然是张居正的建议，却是他的女儿李太后拍板定夺的。如果自己带头反对，岂不是要和女儿翻脸?这个女儿是他的富贵根基，他对她更多的不是慈爱，而是敬畏。别看这位武清伯是个泥瓦匠出身，遇到大事却从来不糊涂。他知道，在子粒田问题上是闹不出名堂来的，倒不如打别的主意，把这部分损失补回来。所以，一俟修坟的“吉壤”确定，他立马儿就上折要钱。他原以为可以借机大捞一把，谁知户部只批了二万两银子，不单是他嫌少，就是李太后也觉得从国库里支出这么一点钱来，实在是有损老国丈的脸面，因此让皇上到内阁传了那道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