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抚躬自问 痛定思痛（第3/18页）

以上均係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六月一日对军官训练团学员讲。

匪我两方比较，我们的一切条件都要胜过共匪，但是各将领必须记取一句格言，就是「师克在和不在众」。在任何危急的情况之下，只要我们前后的将领，能够协同一致，和衷共济，则无论当面的匪军如何兇顽，人数如何众多，都可以被我们打败，被我们消灭。反之如果大家各自为谋，同床异梦，胜则争功，败不相救，那就没有不被匪军各个击破的道理。

三十六年六月五日对军官训练团学员讲。

抗战胜利之后，当时在人力方面，我拥有三百五十万人之正规部队，而匪军连民兵在内，不过五十万人；在物质方面，我拥有以抗战为基础之一切资源武器与器材，及美租借法案之剩余物资，并接收投降日军之全部在华物资，而匪军则仅居一隅，赖就地取材，极为有限。在此种对匪处于绝对优势之比例下，欲完全消灭共匪，实乃易如反掌之事，然而由于我各级干部精神方面之颓废，纪律之废驰，人谋之不臧，与夫军政之不协调，乃使剿匪军事毫无进展，反而江河日下，使匪我兵力消长，渐成反比，以致造成今日之形势。

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八月三日讲〈对戡乱军事之总评及训示〉

大家还要知道：我们这一次革命之所以失败，并非敌人真有许多大的力量打倒了我们，而是因为我们本身具备了许多失败的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党内有若干不肖之徒，自认为本党已经失败，不惜充当汉奸的走狗，为共党卖力工作，来卖党变节，甚至趁火打劫，混水摸鱼，弄得廉耻沦丧，丑态百出，以致民心涣散，士气堕丧，形成份崩离析的局势。⋯⋯

其次，我们还有一个失败的因素，就是我们组织不严，因此共匪的侦探更易渗透我们的内部，真所谓「无远弗届，无孔不入」。由此偷窃机密的情报，製造无稽的谣言，威胁党员的精神，加速我们的崩溃。以致我们几百万军队，并未经过一个剧烈的战斗，就为敌人所瓦解，无数精良的武器，都奉送共匪来残杀我们自己了。

三十九年（一九五〇）三月十三日讲〈复职的使命与目的〉。

（本文摘自《陈诚先生回忆录・国共战争》中华民国国史馆2005年8月初版，下同）

国军是怎样失败的？

陈 诚

国军是怎样失败的？我们应不难得到一个清楚的认识。

我自己也还有一些补充的意见，不妨一併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一、共军之基本思想在求战、求兵、求食。其指导原则在把握主动、活动、机动，以困我之点，断我之线，控我之面。为实现这些思想与原则，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就是行动轻快。如何才能行动轻快？又必须以减轻负担为前提，诸如守土的负担、保家的负担、保产的负担等等。自古至今，大凡争天下者负担少，守天下者负担多，形势使然，无可如何。戡乱军事，我守而敌争，亦为先天汴定之形势，则主动、活动、机动，在敌易而在我难，因之困点断线控面，遂成必然之结果。兵、食之源皆出于面，敌能控面，自然可以足食足兵。反之，兵力既捉襟见肘，饷糈又难乎为继，则一般不肖将领，方避战之不暇，哪裏还有协同友军同生死共患难的勇气？事至于此，虽使孙吴复生，恐怕也没有打胜仗的把握。

二、大陆失败，原因複杂，不可以一端论。但共产党攻心战术一直攻到我们大本营裏来，我们的参谋次长刘为章（斐），就是为共党工作的，我们都被蒙在鼓裏，这样的剿共军事，还想要不败，能吗？刘为章本为桂系谋士，小有才，所以让他当参谋次长。此人巧言如簧，最能先意承旨。我当参谋总长，常到各战场上去，内部完全由他操持，全盘军事几无机密之可言。徐州方面，原由薛伯陵（薛岳）主持，因为他挑拨离间，才换了人。薛伯陵如在徐州，徐蚌会战决不会垮得那样快。徐蚌一败，大局遂愈发不可收拾。据说：毛泽东某次介绍刘为章和高级共干见面时，曾夸奖他是第一功臣，则此人关係之大可知。

三、陆宣公（贽）〈论缘边守备事宜状〉，粗陈当时六事之失，我觉得对于我们大陆失败情形，颇多吻合之处，誌其要点如后：

1.措置乖方：谓胜敌必先练兵，练兵有攻讨之兵，有镇守之兵，不可混为一谈，混为一谈，则乖其用。我曾主张将剿共部队分为三种：（一）进剿部队；（二）防守部队；（三）清剿部队。三种部队之编制装备训练，因需要不同而异，亦即此意。但因隔于种种阻力，卒未果行。此亦可作为我自己德薄能鲜之一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