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抚躬自问 痛定思痛（第5/18页）

依照「中苏友好条约」之规定，俄军至迟应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日，全部撤出我国国境，可是他们百般刁难，不肯依限撤出。同时阻挠我政府军队进驻东北。直到共军大量侵入东北，并获得俄军缴收日军装备后，俄军不待我军接防，遽于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全部退入苏境。因之整个东北除瀋阳、锦州少数孤立据点外，都成了共党盘据的巢穴。

所以抗战胜利，我政府所接收的东北，除去几个孤立据点以外，别无他物。真正攫得东北广土众民的，是共党。而真正获得鉅量工业设备和物资的，是俄帝。为不甘东北沦陷而苦战八年的中国，到头来却一无所得。这种胜利的苦果，是怎样产生的？追本溯源，不能不说是雅尔达协定之所赐。

我政府起初派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一九四六年九月改为行辕）主任，负责办理接收事宜。而以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主持军事。原望军政分治，协调合作，以期有所建树，不料合作不成，反而互相牵制起来，以致军事力量与行政效率，都相对的为之削弱。再则军政双方，都缺乏通盘筹划的计划，而一般不肖人员以劫搜为接收，较之关内其他各地，殆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士气人心，均发生严重的恶劣影响。东北大局，既如上述那样的险恶，再加上我们军政方面的不争气，遂愈益不可为。

一九四七年七月，美总统特使魏德迈将军莅华，曾赴东北访问，认为东北现状，与人谋不臧有关，于是我政府乃有调整东北人事之考虑。八月十二日，我以参谋总长身份，奉派飞瀋视察。除访问东北元老，代表主席致慰外，即约集东北军政党团首长，检讨有关东北各项问题。十五日飞四平慰问军民，时当我军大胜之后，发现有不肖军人乘机掠夺民间财务情事，当予议处，然对于军纪败坏，深觉痛心。十六日再飞长春、吉林、小丰满等地视察，原拟再多留几日，藉图充份了解东北实况，惟因主席电催返京，只得于二十一日结束了这一次东北之行。

返京后，即奉主席召见，于报告东北情形后，对于调整东北人事，先拟请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兼任，李不愿，乃定由国防部长白健生（崇禧）兼，白亦不肯接受，却竭力主张要我去。我想国步艰难至此，倘能为主席稍分一点忧劳，自是义不容辞的，不过参谋总长职务则必须准我摆脱。主席考量之后，却只准我兼，不准我辞，在我兼任东北行辕主任时期，参谋总长职务交由参谋次长林蔚代行。议既定，我只好遵命而行。

兼任东北行辕主任的命令，是三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发表的，稍事摒挡，即于九月一日飞抵瀋阳。

当时东北情形，虽然刚在四平街打了一个胜仗，但就整个大局来讲，绝对无法挽救，这是人所共知的事。东北耆宿张作相、王树翰、冯庸、高惜冰等十一人，知道我将要来东北，曾就东北党政军各方面的情形，写给我一封信，对于当地现状，颇有一些简单扼要的描绘。如说：

军事方面：「今者大敌必须国军，小敌亦必须国军，奸匪窜扰无已，国军疲惫不堪。」「奸匪之在东北，拥有强大背景，据有优厚资源。」

政治方面：「东北情况虽属特殊，而机构制度实多与实际需要未能切相配合。尤以机构之繁多，编制之庞大，事权分割，效力低劣，为目前之大病。」「各省负责人选，应付非常，动关成败，必须慎重简拔，不可稍存姑息。」

军糈民食方面：「东北目前收复地区，不过二十余县。本年辽北战事春耕十废其九。奸匪所至，存粮劫掠一空。因之产粮区域，已发生严重之民食问题。迨至青黄不接之时，其危机之严重，益将不敢设想。因之军粮若在东北採购，就令彻底禁止人民食米，亦将搜罗无方。」

党团方面：「东北在光复后主持党务者，闻有出卖党证志在敛财者。种种劣迹，驯至地方公正人士，胥与绝缘。」「剿匪若不能对政治党务下有整顿决心，则军事纵有十分把握，而此等恶劣份子为渊驱鱼，恐党国之患，不在外而将在内。」

东北与热河唇齿相依，我到东北不久，接到过热河省参议员关铁铮的一封信，从这封信裏，又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下热河：「热河当前势态，全省二十县，现在政令所及仅有七县。而七县所属多者七、八乡，少者三、五乡，其环绕县城为匪所据者，近只一、二十里，远亦不过三、五十里。即以首县承德而论，省政中心，重兵驻在，而亦市内四镇金瓯无缺，此外二十乡，吾之所有亦不过残破不整之七、八乡耳。所谓我佔点线，人有面积，人据生产之区，我守消费之地，现在秋成伊尔，我将一无所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