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抚躬自问 痛定思痛（第8/18页）

我本有胃病宿疾，但不甚措意。一九四三年任远征军司令长官时，因感责任艰鉅，而处境甚为恶劣，时作剧饮，以资破闷，致酿成胃出血之症。当时虽经治癒，但一九四五、六年均曾复发。此次北来，到瀋未久，病即发作，以当前局势严重，隐忍不言，唯有尽力苦撑而已。其后病势日重，仍依病榻约见军政要员，指授方略，并日夜以电话指挥军事。一位美国朋友来看我，认为以重病之人，负此重责，非但公私有害，且为极残忍之事。主席对我更为关怀，曾派飞机送名医戚寿南到瀋诊治，认为非有较长时间休息不可，主席亲临瀋阳，见我力疾苦撑，恐于公于私均有不利。回京后，即电召我回亦疗养，并派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匪总司令，专负军事责任。卫到任后，东北付託有人，我乃于一九四八年二月五日离瀋飞京，旋即转沪就医。

卫在东北，前半年尚勉可维持，到了十月上旬，共军猛犯锦州，採用了所谓「三合一」战法，即锦州一破，瀋阳、长春均可不攻而下，即可席捲东北。十月十五日锦州不守，二十三日长春陷落，共军以钳形攻势合围瀋阳。我方以廖耀湘所部十余万人，从新民分向新立屯、黑山攻击，企图收复锦州。廖所部皆国军之精锐，但仍迟迟不进，一如前此赴援公主屯时行动，遂被共军击溃于辽河西岸，全军尽覆。共军乘势合围瀋阳，瀋阳守军不战自乱，至十一月二日，遂为共军所陷。东北亡。

雅尔达协定，是使东北陷入敌手的远因，铁案如山，殆属无可否认。不过雅尔达协定，并没有出卖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协议，如说东北为华北的屏藩，东北不守，始造成华北以至整个大陆的不守，虽亦可言之成理，但这不是「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道理，我不想这样说。我觉得我们应当反躬自省。

至少东北之亡，我是不能辞其责的。无论站在参谋总长的立场，或是行辕主任的立场，我都要负一大部份东北沦陷的责任。所可问心无愧者，就是我已尽心竭力而为之，未敢丝毫怠忽职守，当胃出血病况严重之际，至不惜继之以死，如是而已！

大陆究竟是怎样沦陷的？

蒋纬国^[4]

国际、国内环境所发生的影响

先父检讨反共斗争中的错误和缺失，及其对国际、国内所发生的形势与影响称：

我许身国民革命，已49年，从不计个人的毁誉，亦决不推诿自己的责任。1949年美国政府发表其中美关係《白皮书》。当时我已经宣布下野，离开政府已有六个月了，惟闻政府亦要计划一份《白皮书》，指责美国政府自雅尔达会议以后，在中国局势演变中，所应负的责任。我极力反对这个说法。我当时就告诉来台徵求我意见的外交部代理部长叶公超说。我们中国在美国还有许多的友人，并不因《白皮书》而对中国国家的前途感觉失望，亦不因此而对中国政府的信誉有所怀疑。现在我们政府如果为此，要与美国来作无益的辩论，这不只使我们两国人民百年来所建立的传统友谊，将受到莫大的损伤而无法补偿。而且其结果，惟有增强俄共离间中美阴谋的助力，达成其所预期的目标，而使其称快而已。我们中国处世以及做人处事的道理是「厚于责己，而薄于责人」。

由此可知，我中华民国政府当时受到国际间的阻力是如何的险恶！以下事实的披露，更可提供作历史的见证。然而本人又为何反其道而要揭穿其中之关键呢？一则时间上已过去50年，历史要作新的评价；二则应重估西洋人心态之本质和特性；三则从其国防和外交的自我需要，这就是我要从其人缘和史缘方面检讨，始能了解平心而论其真相，从而入手，才能彻底解决问题之根本。因为西洋人之个性直言其隐，说穿其对与错，得与失，只要说得对，他们反觉得我们的诚恳；我若谦恭，只说己过，西方人亦尽以过失加诸我方，反以表面之功尽居诸己，以为一切成功，全因自己之能力运用得当，而得之自然，引以为得意。虽在西部开发中，曾一再欺骗红印地安人以求胜，事后有人引以为耻，但最后仍以力克服，终将之逼至最贫瘠之地而困居之。又有何人同情！可见白人之自大，为乱世之又一因素！但平心而论，以东西方之团队能力，和合作精神，人缘与史缘战略之东方人证诸近代史实，确实逊人一等！那么怎么办才好呢？我认为一方面应把握先父之基本精神，一方面还应从史学家诚恳之本质入手，久之必能化敌为友，本文决无刻意重新掀起旧恨新仇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