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兵败如山倒（下）（第2/27页）

我谢了总司令的好意，并报告：「我奉命留守之后，留下了三千多官兵，我一个人到上海去，对不起这些愿意随我共生死的官兵们。」

总司令用一种关切的眼色看了我有一分钟，才再问我：「你还要什么东西吧？」

我说：「在这个时候，尤其将来撤退的时候，最需要的是武器，我现在祇有由蒋纬国兄处借来的两支冲锋枪⋯⋯」

总司令很同情的说：「应该，应该，两支太少了，现在南京还有一批库存新枪，给你十支冲锋鎗，三十支卡宾枪，足够你指挥部自卫了。」然后他又亲自打电话，命人立刻把枪支送来。

我有了武器，胆子更大了，第二天我就组织了一个模拟撤退车队，走金坛，转常州过夜，并拜访了老友侯程达兄，他以盛宴招待，并一再嘱我小心、机警，他对徐蚌之战，也多惋惜，他的部队最近可能调到上海去，军长已经到了上海，并给了五十二军在上海的电话。

回到南京，即刻挂电话到上海找刘玉章军长，叫通后，他高兴的叫：「喂，老弟吗？你到上海来玩玩吧，你几时来，俺到车站去接你。」

正好我有事需要去上海看黄副总司令，我就决定晚车去，明天一早到上海。

共军未到已有人想组织维持会

这时的京沪铁路畅通，京沪两地并无兵慌马乱景像，说好听的是非常沉着，说难听的是经李宗仁一闹，把人心弄得麻木了，李宗仁替共匪在江南作了最大的贡献，就是几乎使江南军民失去了战斗意志，还幸而国军深受领袖的精神影响，仍然维持了继续作战的準备，否则共匪不费一枪一弹就可过江了。

一大早到了上海，刘玉章军长果然在车站接我，相见甚欢，他的神气十足，气色很好，他由东北回来之后，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我们在吃早餐时，他豪气干云的告诉我：「上海是一个最理想的保卫战场，这裏有众多的人民，有大量物资，有足够的军力，还有海上的补给线，我对上海保卫战很有信心。」

他又谈到东北撤退之战，对廖耀湘仍然耿耿于怀，而对第二师由营口上船之后，船起火的惨事，竟而眼含热泪。

看他在战场上用兵时冷酷严厉，但内心中对袍泽们的爱护是无以复加。

上海十里洋场，繁华情形比过去有增无减，各处有钱人为了避共匪，都逃到了上海，当晚间刘军长偕副军长李运城在国际饭店请客时，看见了上海客豪阔的情形，幽默的李运城又逗笑话说：「我们到了上海是装蒜哩。」

在上海未能看见黄副总司令，他已去了台湾，很多老朋友都去了台湾，这是我在意识上初次接触到台湾，当时并未想到我们真会在大陆上一败涂地，撤退来台。

第二天我到江湾的一幢小楼裏拜会刘玉章军长，他又很有把握说出防卫上海的信心。然后我又到江湾机场去看空军的小弟兄们，正好遇见了高品芳，他刚刚由台湾飞回来，他说台湾的老台币比金元券、关金还牛的多。很多眷属都到了台湾。我也看见了二期的毛瀛初，三期的张伟华等数十老友，现在的上海机场，比南京大教场热闹多了。

现在我在南京的工作很轻鬆，祇有很少的伤兵过境，新兵更少了，很多事需要到上海去请示，到了四月初，共匪已经有了要渡江的模样，但是人心并不像币制那么喧嚣紊乱，尤其很多愚人们竟相信了共匪统战的挽留信件，不作离京準备了，每到夜晚，街头非常冷清，某日我由浦口回到南京时，顺路到都城饭店吃晚饭，遇见了面色凝重神态古怪的邵力子、黄绍竑、张治中三人，同坐一个小圆桌，招呼之后似不愿与我多谈，我也识相的躲开，想不到第二天的报纸上宣布，他们又到北平去了。

邪不胜正，李宗仁虽然当了代总统，除了求和即毫无作为，正人君子都不听他那一套，因之他的份量在共匪眼中也贬值了。真是自讨无趣，害己误国。

我为了了解江北状况，特地由浦口去浦镇看看，然后想到六合去看看，驻军好意劝阻我：「不要找麻烦了，共匪似图大举渡江，现在江北已成匪类世界。」我祇好回到南京，决定把浦口的伤兵招待所撤销。为了减少将来突离南京时的负担，命杨成德上校率领不必要人员，即时离京去上海报到。

为了减少目标，节省开支和易于防御，把指挥所由黄埔路搬到沈举人巷，并作了撤退编组，把必要公物装车，车上备份油桶及油箱每早晚都加满了汽油，规定每人武器不准离身，外出与食宿都须放在身边，我并且训示官兵们说：「小心準备不是胆小，大意疏忽是自寻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