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兵败如山倒（下）（第3/27页）

这时的南京，表面看平静无事，其实匪谍已大量涌进南京城，他们藉着李宗仁谋和的掩护，无人再抓共匪嫌疑份子，而更多的人已与共匪取得联络，已半明半暗的作了移交準备，还有人公开造了移交册子。

我之所以将指挥所移到沈举人巷，是为了头一夜的黄昏，前院的胡国榕笑嘻嘻到处点东西，登记、造册，我还夸奖他，很负责，他却说：「我奉了侯鸣皋先生的命令！」我问：「侯先生为什么这样热心哪？」胡国榕很得意的说：「侯先生已接受了共产党的委任，为本单位维持会主席，现在造好清册好移交啊。」

我气坏了，大喊：「黄副官（宝安，现在台），把他抓起来，就地枪毙⋯⋯。」他掉头跑了，黄副官来时他已跑过前院。

在李宗仁庇护下共谍大量涌进南京

同时纷纷传言，谣言纷起，我搬到沈举人巷后的一天上午，来了一位数年不见的老同事，他一见面就流眼泪，他仍称我抗战时的老官衔：「总队长，你一向拿我当孩子看待，所以我虽然奉命作你的工作，我实在狠不下心害你，我这次也是奉命过江的，希望你赶紧走，千万不能留下来，共产党已经把你列入顽固的战犯，你一定没接到劝你留下来的信吧！」

他又说：「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太过份了，言行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早已看穿了，所以我对一切都是拖、敷衍，只要不被清算、斗争就够啦！不过这次我又犯了大错⋯⋯。」

我笑笑说：「你不肯骗我，留我，害我。」

他点点头，叹口气。

我说：「你也不用回去啦，跟我走吧。」他慌急的摇摇头：「不行啊，我一走，我的家裏人都完啦。」如此事例很多，不能赘述，这些现象，都是李宗仁高唱投降和谈所造成的，瓦解了民心士气之恶果。

张治中的楼裏再不见灯光了，南京市的夜景也萧条了，四月十八日，挹江门招待所的主任寇邦杰上校慌张来报：「共匪已到了明光」。

我到新街口去看看市容，见有一两百部大道奇卡车，载着部队往水西门外飞驰，经询问，是刘汝明的部队驰援荻港江防。

我当即命寇邦杰通知无业务单位，乘火车离京，我又亲自看了二十几个单位，有的人做好了撤退準备，并洽好了车船，有些人竟而流泪说：「逃到那裏去呀！认啦！」这些人多是有钱不想走，接到了匪信中了毒不再走，真是可怜又可恨，当时我不肯用强的原因，也是面奉某人之劝告：「不愿走的人用不到强迫他们，这些无志气的人跟了我们也是无用，何必增加累赘。」

四月十九日下午九时，挹江门打电话给我：「我们已经听到了浦口方向的炮声」，我还不相信，登上楼顶平台，果然听到了江北隐隐的炮声，立刻下楼，自己开了吉普车，赶到空军新生社，这也是在抗战中养成的习惯，每遇大事就向空军接近，现在又下意识的往空军圈裏去，事实上也无其他地方好联络，李宗仁的圈圈能接近吗？

到了空军新生社，我立刻到台上去拿起扩音器：「诸位弟兄们，现在浦口方面已经有了炮声。」

能征惯战的飞将们，确是与众不同，他们都料到了会有这一天，所以人们都很沉着，毫无惊慌之色，现在周至柔总司令还在南京，他也住在新生社，他即把空军的器材、眷属、不必要的官兵，全都撤到了上海和台湾，留在南京的人，都住在飞机场和新生社裏，他们是说走就走，周总司令同时作了一件最有远见的事，他把政府拨给空军的五百万元现大洋，也全部运到了台湾，分文未动用，以后老台币改新台币的基金，据说就靠了这五百万元现大洋。

我回到指挥所之后，才发现了我犯了一项大错，我一生不太注重钱，所以也未向总司令请求预备金，现在要撤退了，财务官说：「金柜裏一文钱都没有了。」这个家伙真可恶，他是故意刁难想留住我，可惜我毫无警觉。

我严厉的说：「到了什么时候啦还是钱！钱！你就认得钱，我们有汽油车可以动，有牛肉罐头和饼乾，可以填满肚皮，还要什么钱，从现在起，谁也不许离开指挥所。」我又当众给卫兵命令：「非我准许，不许任何人出入。」但我不能让大家挨饿，去挹江门车站，找到寇邦杰，他将要上火车，他凑了五十银元给我，总算手裏有了钱。

报纸上对李宗仁投降和谈的消息减少了，共匪要渡江南犯的消息增多了，我常来往的许多军中朋友，突然都失去了联络，祇知道刘玉章在上海，刘廉一去了湖南，天天见面的赵霞也调走了，连和我工作搭配的军医署署长陈立楷也看不到了，就在这时，郭总司令又来了，教我立即跟他同机去上海，但我怎能捨弃与我共患难的官兵呢！我说：「谢谢总司令，请总司令放心，我会照顾我自己的。」但是我又不好意思向他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