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第14/26页)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惩治汉奸力度不够,无论处死、判刑的汉奸都不及法国、荷兰等国惩处叛国者的十份之一,以致于周佛海的儿子等汉奸成批投奔中共,对国府伤害极大。例如南京失守前,国府释放了判刑十年的汪伪军委会调统部第二厅厅长胡均鹤与镇江特工站负责人刘毅等人,他们联络一群汉奸投效中共,胡被任命为上海市公安局情报委员会主任、刘为专员,他们向中共提供了一千多起国府潜伏人员的活动线索,从中破获了四百多名潜伏特工,其中包括中统局京沪地区潜伏首领苏麟阁,还收缴电台八十多部。中共华东局审讯委员会在愚园路青白小学刑讯逼供害死了万千国府地下工作人员,其刑讯头目廖耀林曾在汪伪特工总部当过「扑格打杀」刽子手。汪伪政府财政部税务署署长邵式军投奔新四军时,一次就捐献了廿五万美金,让他们放手发动叛乱残杀同胞。
二、 主帅优柔寡断举棋不定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在砀山奉命救援黄伯韬七兵团时,黄兵团已被围三日,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颟顸无能、迟疑不为,贻误了戎机,陈毅部利用这三日两夜时间在崇山峻岭构筑阵地,而邱兵团十二万人必须仰攻严阵以待的五十万陈毅部,所以邱兵团血战四昼夜才攻到鼓山,离碾庄圩三十公里时,黄伯韬兵团已崩溃。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六日国军徐州剿匪总部中将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优柔寡断,未能果断执行他在南京与总统所定的密案,而听任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调兵救援被共军包围的两个师,致使国军百万精锐坐以待毙。设若杜聿明麾下三个兵团及时突围南下与黄维兵团会合,将会对刘邓的中原野战军造成致命的威胁,完全可以扭转困局。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下令制裁通敌有据的李宗仁,特别行动组在李逆官邸附近埋伏待命,由于决策者优柔寡断,这个行动组于蒋公下野前结束工作。设若行动成功,一系列桂系头子伏诛,则不会发生李宗仁上台后士气一落千丈、江南不战而溃的局面,至少也能保住半壁江山。
一九四九年一月廿一日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向麾下廿五万官兵宣布已签约投共,时任国防部保密局北平站特勤组组长的谷正文游说随徐永昌来平规劝傅回心转意的装甲兵参谋长蒋纬国将傅逆绑架回南京,蒋纬国也提起戴笠智擒韩复促成台儿庄大捷的往事,但蒋纬国在最后一分钟退缩了。倘若绑架成功,将傅押回南京以降敌罪名审理,对其他採取观望态度的国军将领是一项严重警告,进而提振士气,则国军在大西北、大江南仍大有可为。蒋纬国以其特殊身份,丧失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扭转形势之良机。
三、粗枝大叶,麻痹轻敌
一九三六年夏,陕西省党部调统室向中枢密告张学良、杨虎城私通中共;九月,东北军总部政训处处长曾扩情密报中枢:东北军不稳,蒋公批示:「胡说,送(张)副司令阅」。同年十一月,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密报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委员齐世英:张学良已与红军达成局部停战协议。齐马上派专人密报在洛阳的蒋公,其他情治单位也密报西安不稳,然蒋公一直认为张学良虑事天真、未必会图谋不轨,他未注意到中共已渗透东北军各阶层。西安事变本可以防止,它的不幸爆发挽救了垂危的红军,使它从数千羸卒发展到百万之众,终于颠覆了中华民国政府,导致大陆沦陷,江山变色。
一九四六年二月三日国民党辽宁省党部书记长李光忱策划在长白山麓战略要地通化市发难,以三千八百义军推翻中共政权,成立东边地区军政委员会与中央先遣军,配合国军收复东北。主事的国民党通化市党部书记长孙耕晓求功心切,策动共方东北人民自治军通化支队军械股股长沈殿铠提供八百支枪,被沈出卖。此时通化是一座空城,中共通化省委书记吴溉之指挥廿多名省委干部与两挺机枪,击毙孙耕晓以下持大刀铁锹十字镐的义军一千八百人,起义被扑灭。
另一则因轻敌大意而酿成的悲剧是稷山暴动。阎锡山部下师长萧荫轩与亲信团团长杨子乘在晋南八个县建立了反共抗暴武装六个纵队与三个支队,相约在一九五0年十一月十九日发难。由于阎锡山在山西民间建立了根深蒂固的基层影响力,所以义军首领利用亲朋、同乡、师生关係渗透到十多个县区政府、共军宣传部门以及铁路警察,大有创建中条山反共基地的希望。不幸主事人发通知时误将十一月十九日写成十二月一日,所以届时只有稷山一地举义,孤掌难鸣,终于失败。其他各县闻悉稷山失利,便未再行动,此后半年,全省义军被捕杀逾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