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第2/26页）

（二）军中降职级的不公与不平：当时规定军长降为「整编师长」；师长降为「整编旅长」；团长多了则编余或调为增设副旅长或其他职务，连排长因人数多，如果一齐编掉，以后补充困难而且可惜，因此，连长多余的就编余或降为副连长，排长多余的降为副排长，这种安排，本是「削足适履」，实在是不得已之处置，高级军官应该识大体，自然遵从，下级军官则颇不谅解，被降职的心有不平。同时国防部规定军官只准降级降职任用，不准升级，等于升迁的冻结。这样被降调与冻结的军官见军队萎缩没有前途，顿生「兔死狐悲」之感，这自然影响士气。

（三）造成国军内部派系观念复萌：国军本来是从各个派系而结合的，例如有中央派系（即蒋在北伐时的第一集团军，内中有以黄埔学生为基干的与非黄埔学生为基干的。）冯玉祥旧部所谓冯系，阎锡山旧部所谓山西部队，李宗仁部所谓桂系，还有四川部队（其中分几个派系），湘、滇、粤、黔、陕各省军队及北伐前后收编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的旧部，及张学良的东北军，以及西北回教宁夏、青海的军队，还有共产党的共军，全国合计约四百万人，在抗战前及抗战期间，蒋确实是费了一番苦心，把他们团结融洽起来，在他一人指挥之下努力和日军作殊死战，这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在抗战期间，蒋对这些纷歧、複杂，并有一些屡次反蒋的将领和部队都不咎既往，一视同仁，有功必赏，有过必罚，升迁发展，各予机会，其中除共党军队别有野心异志、另有图谋外，其余各军均能服从蒋的领导指挥，所以在八年长期抗日战争中，经过多少牺牲、危险、艰苦，都能矢勤、矢勇、必信、必忠而不动摇。但到了这时要实施「马案」而实行「整编」时，这些被撤销的部队和被编掉的个人便疑神疑鬼——疑心中央政府不公平，疑心长官不公平，怀疑中央政府藉机排除异己，排除非中央嫡系的部队，排除「杂色部队」，以致造成了军人的离心离德。

（四）「和谈」影响军心：由于和谈天天在报纸上鼓吹宣传，使人认为真正可以和平了，真正要和平了，军队和共党敌对的意识模糊了，减低了「敌忾心」。

（五）编余军官的愤怒引起了社会不安：编余的军官，可以说不是垂头丧气便是气愤不平而去的。发布一纸命令，将他们编余调为附员，依照规定给以旅费，他们校官以下到军官总队去报到（各战区都有军官总队，係国防部设的），各军官总队都收容有几千个编余军官，他们情绪很坏，在各地天天闹事，打宪兵，捣毁车站、娱乐场所，殴打交通管理人员，不守秩序等等。编余的将官则在南京孝陵卫设一个军官教育团收容之。他们也多半是牢骚满腹，愤愤不平的。

（六）编余军官投共：由于在抗战时期大家生活艰苦，军官大都没有积蓄，所发的资遣费，天天货币贬值，不足以维持生活与仰事俯畜，中共又加以诱惑，于是他们有许多人投奔中共那边去了。

（七）逼使伪军投共：在伪组织汪兆铭之统治区域，关内有伪军六十八万人，大部份投共；其在东北之伪军五十个团，林彪收编了。此时共军又在东北强徵当地壮丁，关内的共军又大批的开往东北，复将韩共收编，又将河北、山东、热河、察哈尔、山西等地的民众壮丁及民团强迫押往东北，将日军缴下之武器装备训练之，林彪本人初入东北，只带干部二万余人，经过上述收编扩充，陆续增至四十余万人。

「整编」确实把国民政府的国军人事「整」得一团糟，兹举一个可悲的实例如下：

武汉警备总司令部新任的参谋长吴光朝和我说：蔡甸军官总队，收容有三千余个编余军官——校尉官，该军官总队的副总队长到武汉和他说：盼望你们高级长官不要到蔡甸去，那裏的编余军官的情绪很坏，如果你们高级长官到那儿去，被他们打死了我们不负责任。后来那三千余个编余军官都不见了，投共去了。

站在写历史的立场，我们无意把国民政府和蒋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在马歇尔身上，但是这把火是马歇尔放的，这是事实，我们一点也不冤枉他。当时我们国军军官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对于「整编」的动机不了解，不知道为什么「整编」，更不知道是受了马歇尔的压力而整编的，只是怨政府、怨当局。由于陈诚在重庆是军政部长，在南京是参谋总长，负责实施整编的，在实施时他也毫不迟疑的「整」，毫无顾虑的「整」，因此怨他的人多。大家认为共党既是在各地与政府为敌，积极扩军备战，何以政府要在此时「整编」？自己把部队「整」得面目全非，七零八落，弄得军心瓦解，怨声载道，怒气沖天，岂不是自己挖自己的墙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