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高飞的鸟减轻灵魂的负担工业化与国运轮转（第6/7页）

我回帖说：这个价值判断对错暂且不论，仅从事实上说，在新中国之前，大部分中国人也不是都取字和别号的，只有贵族和文人才有这种讲究，最多再加几个附庸风雅的暴发户。字和别号的存在并不证明那个社会普遍有文化，恰恰说明了农业社会的阶层鸿沟。少数人占有财富和文化，普通大众却在悲苦的境遇里为生存而挣扎，书香和“品位”注定和他们无缘，倒是好奇：上流社会的缙绅们是如何礼貌地称呼没有字号的老百姓的？农业社会有这种“挑礼儿”也就罢了，到了工业时代还有人玩这套，和“民国范儿”一样，沉于靡浮的花哨的“学问”，对工业社会毫无裨益。知识精英走不出这种情结，注定会被时代抛弃。

常见的批判还有诸如繁体字简体字之争。这几年经常看到指责简体字的文章，动辄上纲上线，指责建国后几次简化汉字是毁灭文化，割断和过去历史的联系。坦率地说，我是个书法外行，过去的繁体字到底有啥文化内涵，是否更美观，我不敢妄言。不过，繁体字通行了上千年，1949年的中国，识字率还不到15%，人口的85%是文盲，是读书人口中的“睁眼瞎”。剩下的几千万识字人口，大部分也不过是为了记账、誊抄才略通文字的伙计、富农。所谓文学的优美，书法，只对几百万旧文人才比较有意义，对于90%以上的中国人而言，繁体字的“文化底蕴”一文不值。

这个时代没有义务为几百万文人的怀旧癖好捧场负责，倒是工业化社会迫切需要迅速地为全体人民扫盲，既为工业社会提供合格的劳动力，也给大多数人带来看报纸、读小说，参与文化活动的资格。所以，消灭字形繁琐，影响识字速度的繁体字，代之以简体字势在必行。

从印刷的技术问题来说，简体字也大大有利于提高印刷效率，降低成本。因为在铅字时代，印刷中最繁琐的工序就是拆版。当时在印刷完一批书籍后，为了给后继的书页提供铅字，每个版面里铅字都要按照字号、字形分别拆出来，逐个用汽油细细擦洗，洗去油墨，再分门别类地放回字架。繁体字笔画多、转折多，做出来的铅字显然会影响拆版效率，减少书籍的印数。从普及书籍的角度说，推行简体字会大大节约成本，让更多的孩子有书读，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报纸，了解外面的世界。

其实，新中国公布的第一版简化字，很大程度上是基于1935年版钱玄同主编的简体字表。只是民国本质上还是个农业社会，政府各部充斥着旧文人，从根本就缺乏全民脱盲的积极性。所以民国只有简化字表，没有简化字运动。只有坚决站在平民一边，坚决推行工业化社会的新中国才会推行包括简化字在内的一系列文化运动，让中国天翻地覆。1976年，毛泽东去世的时候，不算没上学的孩子，成人识字率已经达到80%，其中包括我戴着花镜读报纸的奶奶，包括我受过中学教育的父母、叔叔和姑姑。作为世代务农的平民子弟，我必须站在平民化、工业化的新中国一边。为这个消灭旧时代，创建新文化的新文明而欢呼。

新中国文明有着明确的工业化意识。在建国之前，新政权就致力于破坏旧制度，为工业社会做准备。建国后，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用来破坏农业时代的族权，为新时代的自由婚姻、核心家庭做准备。男女同校、普及的中小学教育，给了普通人自由恋爱、享受工业社会的机会。“一五计划”、“二五计划”，中国的城市变成了生产中心，在构筑完整的工业基础的同时，给农村带去了前所未有的安定生活。几千年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德观被批判，电影带着革命战争和农民起义的影像走进每一个社区，推翻了二十四史和四书五经构筑的儒家世界观。

对于一个从来没有工业意识的民族来说，清洗农业时代残余的工作实在是太难了。从事后看来，当时每一场运动都有过激之处：在确立目标的时候像小孩子一样天真，具体执行的人员往往比小孩子还幼稚。这是新中国的童年时代，是我们父辈出生、长大、确立世界观的历史阶段，充满了火红的建设激情与激进的政治运动。

生于这个新中国的第一代人，对未来的看法和我们生于农业社会的祖辈天差地别。到了我们的父辈成年时，工人已经成了人人向往的职业，工业是所有人都认同的幸福来源。更多的人口受过了工业化的教育，不再满足于改良版的农业生活，不愿意留在闭塞的乡村，哪怕这个乡村已经通了电、用上了化肥、开设了卫生所。报纸、广播、图书馆，给所有识字的人打开了一扇扇通向世界的窗户，每个人都知道世界上不只有贫瘠的乡村和吃饭凭粮票的城市，还有发达的工业国和灯火辉煌的高楼大厦。所以，尽管工业化社会扩展得越来越快，中国的工业人口已经从几百万人增加到了2亿，我们的父辈还是躁动不安。其中有些人更是没进城的想进城，进了城的羡慕外国，出了国的希望永远留在欧美的土地上。就如电影《人生》里，农村孩子高加林回答“你愿意去南京、苏州吗”时所说的：“我……联合国都想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