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戊戌政变（第3/8页）

9月20日清早，康有为上了去天津的火车。他的运气真好！他上火车后十几个小时，南海会馆就被官军团团围住，抓到康广仁。因为不见了康有为，官方下令停开火车、关闭城门，以防康有为逃脱；又下令天津地区停开轮船、下令烟台地区大肆搜船。可是，几次劫难他都躲过了，靠英国人的帮助，他终于到了上海。

日本人也不落英国人之后，在公使馆里，他们首先收容了梁启超。这天正是9月21日，西太后正式“临朝训政”了，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维新，从今天起宣告结束。两天以后，消息传来，光绪皇帝已失掉自由，被西太后关在皇宫的湖心小岛——瀛台里。

尽管外面风声鹤唳，谭嗣同却没有逃走。但是，浏阳会馆找不到他，他带了一个布包，去了日本公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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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公使馆，谭嗣同从来没去过。走近的时候，最吸引他注意的，是那一大排方形木窗。木窗的规格，跟中国的窗户完全不一样，显得开朗、方正，而透入大量的光明。他走上了三阶宽石阶，证明了身份，说是来看梁启超。正巧林权助公使不在，一个矮小机警的日本人接待了他。

“久仰、久仰，谭大人。我名叫平山周。我们欢迎谭大人来。梁先生住在里面，现在就带谭大人去。”

开门了，进来的是谭嗣同。平山周一起进来，梁启超迎上去，双手握住他的两臂：“你可来了，复生，你叫人担心死了。来，坐下，先喝点茶。”

梁启超接过谭嗣同手中的布包，放在桌上。

“我怕有人跟踪，转了好几条街，最后从御河桥那边过来的。若有人跟着，他会以为我去英国使馆。怎么样，卓如，两天来睡得还好吧？”

“睡得还好。”梁启超说，“你还是睡在会馆？”

“是啊，你走以后，我一直在会馆，没出来。”谭嗣同答。

“会馆附近有人吗？”

“还看不出来。”

“康先生有消息吗？”

“没有。”

“康先生现有应该到上海了。林权助说他已密电天津上海的日本负责人照顾康先生，叫我放心。他今天早上来过，伊藤博文来，他太忙，现在出去了。”

“林公使说他太忙，一切先由我招待，请不要见怪。”平山周补充说。

“我们感谢他还来不及，怎么还见怪？”梁启超说。

“这次也真巧，伊藤博文伊藤公正好在北京，伊藤公佩服各位，表示要救各位，林公使人同此心，在他们领导下的我们，更心同此理，愿意为你们中国志士效劳。为免夜长梦多，我们打算就在三五天内掩护你们两位偷渡，离开中国，如果有别的志士到公使馆来，我们也愿一体相助……”平山周兴奋地说着。

“不过，”谭嗣同冷冷地插进嘴，不太友善地盯着日本人，“我今天来，并不是要请你们帮我离开中国，虽然我很感谢你们在危难时相助。我是不打算走的。我今天来，只是有一包东西要交给梁先生带出去……”

“可是，复生！”梁启超急着抓紧谭嗣同的肩膀，“你怎么可以留下来？留下来是无谓的牺牲、是死路一条！”

“我当然知道。”谭嗣同坚定地说，“并且我非常赞成你走。这是一种分工合作，目标虽然一个，但每个同志站的位置，却不可能全一样。有在前面冲锋的、有在后面补给的、有出钱的、有出力的、有流血的、有流汗的，适合甲的未必适合乙，乙能做的不必乙丙两人做。我觉得今天的情形适合我留下，也必须我留下，康先生和你要走，走到外面去、走到外国去，回头来为我们的事业东山再起。”

“唉，复生！你怎么这么固执！留下来，究竟有多少积极意义？留下来做牺牲品，又有多少用处？不行，不行，你得同我们一起走，不能这样牺牲掉！”

“卓如，你怎么会认为牺牲没有积极意义？你记得公孙杵臼的故事，不走的人、牺牲的人，也是在做事、做积极的事；走的人、不先牺牲的人，也是在牺牲，只不过是长期的、不可知的在牺牲。所以照公孙杵臼的说法，不走的人、先牺牲的人，所做的反倒是容易的；走的人、不先牺牲的人，所做的反倒比较难。公孙杵臼把两条路摆出来，自己挑了容易的，不走了，先牺牲了。我今天也想这样。我把难的留给康先生和你去做，我愿意做殉道者，给你们开路。以后路还长得很，也许由我开这个路，对你们做起来有个好理由好起点好凭借，就像公孙杵臼若不开路，程婴就没有好理由好起点凭借一样。所以，我想了又想，决心我留下来。”

“唉，你怎么能这样！公孙杵臼、程婴的朝代跟我们不同、处境也不同、对象也不同、知识程度也不同，怎么能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