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蚕茧 两岸恩怨（第4/9页）

1947年5月，在甘肃宁定县半山区阳洼湾发掘墓坑时，夏鼐在回填土中发现了仰韶文化的彩陶片，在地层学上找到了仰韶文化的年代早于齐家文化的证据，纠正了安特生在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期问题上的错误论断。

1944年8月3日，夏鼐致李济的信。

夏鼐等人西北考古的成功，也是史语所“集团研究”的结果。据不完全统计，从1944年至1945年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傅斯年李济与夏鼐等的往来电函竟达四十多封。夏鼐随时请示报告，李济件件及时回复，除了经济资助，也有奖掖与提携，如西北归来后，即向费正清推荐，“返后，适美国大使馆费正清夫人来，与李先生接洽明年普林斯顿大学二百周年纪念，李先生介绍余与之谈西北考察事，见及余之照相及画绘，颇为赞赏，暗示此类材料与上述之普林斯顿大学所要求者殊为适合”。16

1947年，傅斯年出国就医，安排夏鼐代理史语所所务。夏鼐顾虑资历浅，难以服众。2月13日上午，夏鼐“与李主任（李济）商谈关于代理所务事，李主任允全力襄助，并指示以抓住Mr.Nai（那廉君，史语所秘书）则诸事好办。”四天后，“至李济之先生处，商谈代理所务问题，作最后之决定。”17次年，三十八岁的夏鼐晋升为研究员。

1948年，民国政府摇摇欲坠，人心浮动。3月21日，夏鼐致函傅斯年汇报工作，称：“现下不比李庄，在李庄生活虽苦，尚无刺激，在首都则一切政治黑暗，皆映入目中，亦使人生反感也。”18这年秋，吴金鼎患胃癌在齐鲁大学宿舍辞世。噩耗传到南京，夏鼐在北极阁一间小屋里，写了一段悲凉的文字：“今天得到了吴禹铭先生的死讯，不仅是我们朋侪间觉得丧失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良友，并且也是中国考古学界的一个大损失。今日中国考古学界中，真正能够吃苦，肯下田野去做发掘工作，既有丰富的田野经验，又有充分的考古学知识的学者，不过十来个人。正感觉到人才的缺乏，现在呢，在这十来位中又弱了一个。”“我在这凄风苦雨的晚上，赶写这篇文章，一面以追悼吴先生，一面也借以慰唁吴太太。我们在哀悼吴先生之余，更盼望着这混乱的局面早日澄清，使我们能继承吴先生的遗志，展开中国田野考古学的新天地！”1912月1日上午，史语所召开所务会，夏鼐写道：“傅所长决定先运一部分东西赴台。散会后，询余能否押运古物赴台。余拒绝之。”20夏鼐曾与好友高去寻一起商量过，高去寻愿随史语所去台湾。从保存在台湾史语所的档案看，夏鼐也曾有过犹豫：1949年4月9日，已迁到台湾的史语所曾向夏鼐来函索要证件相片，“为向台湾省警务处申请先生入境”；史语所收到夏鼐寄去的照片后，4月25日，曾电台湾省警务处：“本所现调研究员夏鼐来台工作，敬乞惠发入境证。”21夏鼐最终选择留下，他在5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昨日接到台湾方面来信，今日赴王则诚君处，转达傅先生邀请赴台之意，时局如此，谁还再走死路？”22

1949年9月3日，夏鼐接受浙大聘书，秋季即开始在浙大开设人类学与考古学的课。20世纪50年代初，郭宝钧在新中国的科学院考古所的学习会上谈到当时的情况，“作铭（夏鼐）给我说，我们不要走，我们还有前途，我们留下还有许多事情要做。”1950年，夏鼐出任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副所长。而傅斯年、李济及史语所的大多数人则渡海去了台湾。

政权易迭，破旧立新。在大陆的考古学家开始铲除李济、董作宾等人的影响。史语所安阳发掘的成绩，是国人的骄傲。范文澜在1942年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商代的生产工具”一节中说：“商代生产工具，已经不是石头工具而是金属工具。殷墟发掘专家李济说：‘大多数石器都非平常用的东西，有的是一种艺术的创造，有的是一种宗教的寄托，这些东西，在周朝多用玉琢，如璧琮一类的礼器，在殷墟所见仍为石制。’又殷墟发现许多铜器，有矢镞，有钩，有矛，有刀与削，有斧与锛，有觚，有爵，有各种铜范。李济在论殷墟五种铜器说：‘殷墟铜器，以矢镞为最多，金属原料，只有到了最便宜时，才能用作箭镞，实际上在青铜时代用作箭镞的仍是骨与燧石，这就是说用铜的时代，并不一定用铜作矢镞。”到1949年9月重新修订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在叙述商代历史和殷墟发掘的葬坑与出土器物时，只剩一句话，“解放前也有人做过一些发掘”。到“文革”后期再版的《中国通史简编》只有“地下发掘证明”六个字。一夕之间，鲁迅博物馆取下正在展出的一张李济、鲁迅、杨杏佛1933年的合影照，裁去李济，重新挂出时变成了两人照。重新编辑出版的《郭沫若全集》，删去了1946年郭沫若到南京参加旧政协筹备会回来写的《南京印象》中的一节。郭氏写到，李济接待他时穿着一件已经褪色的破旧汗衫，使他非常感动，“不知怎的，我就好像遇见了亲人一样。我接触了我们中国的光荣一面”。20世纪50年代初，郭沫若写了一篇名为《蜥蜴的残梦》的文章，对李济、董作宾等人所作的“旧中国考古发掘”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认为他们“或兢兢于古器物尺度轻重的校量，或则根据后来的历法推谱的‘殷谱’，真可以说是捧着金碗讨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