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战国变法的『祖师爷』李悝(第2/3页)

这四项措施,从表面上看,似乎平淡无奇,但真实的意义,却影响深远。李悝变法的第一条,是对残存的奴隶贵族世袭制度的最后颠覆。在经过了春秋末年的一系列动荡之后,传统的奴隶主贵族,势力早已经日益萎缩,而西周时代传承下来的奴隶世袭制,就是他们最后一层遮羞布,凭借这个制度,他们在战国的早期,还能够保持表面尊崇的地位。世袭制的废除,使他们最终被历史所淘汰,彻底淡出了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与此同时,魏国用原本奉养这些社会寄生虫的开支,用来向各国招纳贤才,从此以后很长时间,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人才,几乎都把魏国作为建功立业的首选。魏文侯统治时期的魏国,由此了英才荟萃的局面。李悝变法的第二条,是对中国传统井田制度的最后颠覆。井田制度经过春秋时代的连续动荡,早已经名存实亡,也成为奴隶主贵族维护封建制度的一个口实。尽地利之教的实施,使魏国的土地面积在这一时期如滚雪球一般增长。传统的奴隶主贵族经济被彻底打破,大批原本属于奴隶主贵族的庄田,通过开阡陌的方式转入了新兴地主阶级和农民的手中。魏国经济的全面转型,在此过程里完成。李悝变法的第三条,影响更加深远。李悝制定的《法经》,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雏形法典,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方方面面的建制,虽然其内容在今天已经失传,但是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里,它都是被后世各类学者推崇的法律典范。第四条的作用,对于当时的魏国是最直接的。通过武卒制度的确立,魏国拥有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在当时的战国军事界,有“齐之技击不可遇魏之武卒”的说法,即魏国的武卒战斗力,一度是整个战国版图上最强大的。这四条的实施,不但在当时成就了魏国的腾飞,也成为不久的将来,诸多变法家奔走列国,进行变法图强的内容范本。

作为战国时代最早的变法,李悝变法的效果是成功的。

在三家分晋的局面形成以后,三国中最早走上扩张道路的,是赵国和韩国,两个国家都企图趁着国家初兴的机会趁热打铁,尽可能地扩展地盘。但现实是残酷的,当魏国埋头发展的时候,韩赵两国在对外战争中处处碰壁,赵国多次被秦国击败,韩国更受到了齐国和楚国的夹击,立国没有多久,生存局面却陡然艰难了起来。外战打不好,韩赵两国还想内斗,都想着兼并掉对方的土地。在魏文侯埋头发展的时候,韩国和赵国都曾经通过外交渠道找到魏文侯,提出和魏文侯合作,兼并掉对方的国土。对这些要求,魏文侯不但拒绝,更苦口婆心地劝说,提出现在三晋国家,当务之急不是内斗,而是集中力量,对外进行扩张。只要三家能够相互呼应,共同进退,就能在残酷的诸侯争霸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看看最后秦灭六国的历史,不得不承认,魏文侯在这方面的眼光,是相当准的。

在团结了韩赵二国之后,经过20多年的休养生息,公元前419年,魏国开始了扩张之路,他们的打击重点,就是西面的秦国。虽然晋国已经成为“过去式”,但继晋国后崛起的魏国,依然延续了晋国时代对秦国的挤压政策。像秦国这样一个尚武成风、战争潜力巨大的国家,必须牢牢地把他堵在关中平原之内。一旦让他突破了关中平原的阻碍,对于整个中原诸侯国来说,那都是如洪水猛兽一样的灾难。

公元前419年,魏国首先在少梁铸城,和秦国边军拉锯,但出师不利,魏国虽然占领了少梁,却始终无法消灭秦军,和秦国之间形成了长期相持的局面。关键时刻,魏文侯启用了一个名声不好的将军——吴起。吴起因为当年在鲁国的“杀妻”事件,一直都是正人君子眼中不齿的小人,但魏文侯用人用其长,就看中了他能打仗的优点。这个决定的效果立竿见影。公元前413年,吴起一举攻破了秦国的西河防线,击溃了秦国的西河守军,将整个西河尽数纳入到魏国的版图中来。这场胜利在当时的意义非同小可,魏国占有了秦魏两国边境之间的战略要地,对秦国的战争主动权已经形成,秦国别说是东出进攻中原国家,只要魏国不来进攻,就已经阿弥陀佛了。

西河的失去,引起了秦国上下的震动,咬牙切齿的秦国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夺取西河,但有决心是不够的,李悝变法多年以来的成果显现了出来,魏国凭借其远远优于秦国的经济实力,可以在战争中大打消耗战,借此来拖垮秦国人。到了公元前408年,魏国不但占有了河西地区,更向北占领了陕西代郡,向南夺取了河南三门峡,秦国从关中进入中原的所有要道,至此完全被魏国人堵死。秦国不得不暂时放弃了收复西河的打算,转而在边境修筑堡垒,防御魏国的进攻。魏强秦弱的局面,成了战国初期双方实力对比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