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习惯性诬陷（第2/7页）

这样的问题需要讨论吗？不需要讨论吗？其实只要看讨论的结果就有答案。即便得出了“今不如古”的所谓正解，难道还能时光倒流，回到从前吗？

大到时代，小到个人，都是没法复制的。历史的车轮无法后退，能做的只能是着眼现在，眼前的一瞬间才最重要。敬祖情节必须见鬼去，中国人的心灵才能轻松点。

而惯性思维，是比敬祖情节更可怕的东西。

打败过一次，就会留下阴影。听着很泄气，可历史上是真实。比如北宋史上的燕云大败、雍熙北伐大败、君子馆全军覆没等败迹出现后，宋人的心理一下子就全完了。由柴荣、赵匡胤以不败战绩培养起来的民心士气突然间说不见就不见了。

哪儿去了呢？

为什么同样是战争，同样是失利，看外国、异族人的战争史，有很多打了100多年、200多年，只要不胜利、没达到愿望就一直战斗下去，直至家园恢复，荣耀回归。这里边的区别到底在哪儿，堂堂中华上国，号称最讲气节的民族，为什么总是艰难奋起，却迅速萎缩呢？

我无法不想到我们每一个国人的成长历史。回忆一下，当一个民族的每个成员，在成长的岁月里都被灌输谦虚谨慎为美德，进而达到“温、良、恭、俭、让”的完美社交品德时，会是个怎样的局面。

这局面就是直到20世纪末几年时，中国的一少部分父亲，才会对儿子说：“儿子，我为你骄傲。”在球员的休息室里，才出现教练员对球员们大吼：“你们是最强的，我们一定会赢，你们做得太棒了！”这样肯定又自信的西方式话语。

两相对比，可以看到我们民族几千来一直格守的群体性格是多么的内敛低调，多么的灰色！这是种可怕的惯性思维，当胜利时不敢追逐更大的胜利，当失败时迅速地转入苦守，从来不去想怎样反击。

这样的性格特点，在宋朝以前我们是没有的，五胡乱中原、五代十一国时是汉人的命运最悲惨的时候，可从来没有放弃过反抗，放弃过追求。可是赵光义上台之后，这问题就突然出现了。我个人对此有些解释，可要放在宋史完成时作为总章归纳。

现在要留意的是，宋朝全体军政首脑对辽国根深蒂固的恐惧。

辽国派来了一个叫萧禧的使者，带来一封信。里边全面回顾了双方近80年的真挚友谊、欢乐岁月，为了让欢乐继续下去，提议把两国的国境线重新规划。

老调重弹，还是趁着宋朝和西夏掐架的机会来勒索，而宋朝的反应也和32年前一样，从一开始就全体紧张了，尤其是宋神宗本人，他迅速开动了自我折磨程序，把自己往绝路上逼。

在他的脑海里出现了宋朝的西北边境线，一方面不断地向河湟地区增兵移民，消化这块庞大的新得地；一方面保持对西夏的压力，时刻准备出击，也时刻提防着西夏人的反弹。在这种局面下，突然间辽国铁骑杀了过来，一时间刀光血影，尸体遍地，宋朝军民像蚂蚁一样被踩死……这完全是可能的，这些年来东北方的防线早就腐烂了，一点都没经营。

那还等什么，只能谈判，迅速地谈判，本着友好协商的综旨，绝不互利的原则，去换取老朋友不发脾气。四条指令紧急下发出去。第一，由少常少卿、判三司开拆司刘忱，秘书丞吕大忠为使者，陪着萧禧到边境上和辽国的谈判团见面；第二，由大臣韩缜带着国书去见辽国皇帝耶律洪基；第三，派人紧急赶往洛阳，向韩琦、富弼、文彦博等元老咨询国家安全问题。

第四，他命令王安石立即回京。

在他想来这是动用所有力量了，国家有难，新旧党必须、也一定会同心同德为国出力。想得很美，不久之后各方面都有了回音，他一个个看过去，顿时觉得头晕目眩，哭笑不得。

先是国境线上的消息，刘忱和吕大忠临走前，他特意亲手写了诏书，告戒说：“虏理屈则忿，卿姑如所欲与之。”

意思很明显，辽国那边都是野人，道理说不通就会动粗。爱卿不必吵架，他们想要什么，就给什么好了。

可是刘、吕两人把他的话扔到了九霄云外，两个都是死硬派，爱护国土人人有责，和辽国谈判团一见面，立即就掐是水深火热，你死我活。双方回顾历史，追溯源头，把大地图铺开，一寸一寸地讨价还价。一大堆的地名，比如黄嵬山、冷泉谷、天池庙、牧羊峰、梅回寨、瓶形寨、蔚朔应三州边境等等等等纠缠了几天几夜，终于都顶了回去。

辽国人情急无奈，抛出了最后的杀手锏——分水岭。

虚的乱的咱都不说了，把细节都删除，就以分水岭为界标，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刘、吕两人一听就火了，新的一轮较量开始，我们再来。结果又吵了N久，双方终于接近崩溃，都吵不动了。这时理智回归，想到了一个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