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与淮系集团之博弈（第3/4页）

在国家的税收分成问题上，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各口洋税大多为地方截留，中央几乎无从染指。对此，清政府自然十分不满，但迫于客观情况，清政府还是容忍了下来。战争过后，清廷立即通过对外赔款，间接地取得了四成洋税的支配权。到同治五年（1866年）赔款偿清以后，四成洋税就成为清政府直接控制的重要财源。在子口税与厘金问题上，清政府也不满足“厘金征收利归督抚，而子口税收入，利归中央”的现状。咸丰八年（1858年），中英签定《天津条约》，根据条约规定，洋货进入内地，在交纳了子口税之后，不再需要交纳厘金。通过这项规定，清廷实际上就把原来一部分属于地方财政的收入重新转移到了中央政府的手中。这充分反映了清廷对地方财政的攘夺情况。

6.继续运用操纵、平衡之术，控制、操纵几个主要的地方集团。

洋务运动时期，鉴于湘系集团的强大，清廷采取的对策是“扬淮抑湘”与“扬左抑曾”，用分化瓦解手段，来迫使曾国藩始终如履薄冰，不敢稍有非分之念。到了19世纪80年代，随着湘军的裁抑，曾国藩的死去，湘军集团已构不成对朝廷的威胁。随着李鸿章的淮军集团的膨胀，清政府又采取了“扬左抑淮”、“用左制李”的政策，扶植左宗棠的湘军集团与李鸿章淮军集团抗衡。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海塞防之争问题上，清政府针对左、李二集团的利益分别加以操纵，既使李、左各自发展，分别发展海防与收复新疆，控制西北；又使二者互相竞争，各不相让。为了制约李鸿章，清政府甚至两次调左宗棠入驻中枢，并发展福建水师，“益扬左以抑李”[2]。只是由于左宗棠为相能力甚差，老朽不堪，而未能满足清廷制约李鸿章集团的目的。醇亲王奕譞就曾经说过：“湘淮素不相能，朝廷驾驭人才正要如此。似宜留双峰插云之势，庶收二难竟爽之功。否则偏重之迹一著，居奇之弊丛生。”[3]到了80年代中期，随着左宗棠的去世，湘系集团势力衰落，洋务派形成了淮系一支独秀的局面。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又取扶植洋务派后起之秀张之洞的政策，以期达到牵制淮系势力的目的。如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他在两广总督任上筹建中的枪炮厂发生去留问题。继任两广总督李瀚章对办洋务并不热心，不愿接办，但他积极建议将枪炮厂移往北洋，由胞弟李鸿章接管，李鸿章喜不自尽，立即响应。总理海军衙门大臣醇亲王奕譞对淮系势力过分膨胀十分担忧，有意扶植张之洞，以便与之抗衡，乃暗示张之洞继续办枪炮厂。张之洞随即要求枪炮厂移鄂，所需款项仍由粤省垫付，海军衙门和户部会同批准了张之洞的要求。最后，厂址选在汉阳大别山麓，光绪十九年（1893年）全部建成，这就是湖北枪炮厂的由来。正是在清政府的扶植下，张之洞迅速组成了一个实力雄厚、自成系统的洋务集团。对慈禧、奕譞的这种掣肘裁抑，李鸿章大为不满，又无可奈何，甚至一度把希望寄于光绪皇帝亲政：“但冀因循敷衍十数年，以待嗣皇亲政，未知能否支持，不生他变。焦悚莫名。”[4]在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李鸿章在总结其举办的洋务运动失败原因时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5]对慈禧太后及清流派的不满溢于言表。

19世纪八九十年代，洋务运动进入鼎盛时期。洋务运动使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使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洋务派对清王朝的内政、外交、军事、经济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清廷既要依靠洋务派，又担心洋务派失去驾驭，富于机诈的慈禧太后又玩弄起“以清议维持大局”的手法，鼓励一些大学士、言官和御使制造舆论，抨击时政，弹劾权贵，以此牵制洋务派。这是清流派产生和活跃一时的缘由所在。清流派一些主要人物如李鸿藻、翁同龢甚至进入枢府，而张之洞则既兼清流身份又拥有一方势力，更是让李鸿章的淮系不敢轻视。总的看来，慈禧太后在洋务运动时期运用此术对地方的操纵和控制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

[1] 宝鋆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故宫博物院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