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变，未必通（第2/4页）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甲午战争的惨败结局，不仅强烈地震撼了朝野上下的心灵，也从根本上扭转了晚清士风。如果说，在甲午之前，中国的士大夫阶层还基本上生活在与现代文明相隔绝的传统世界里，“西学”的传播仅仅局限在沿海通商都市，其内容也仅仅局限于自然科学知识与基督宗教的话，那么，甲午以后，清朝野上下都在不同程度上走出了传统思想的窠臼，或多或少地认识到了现代文明的重要性。梁启超就说过：“吾国四十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鸦片战争以后一直死气沉沉的统治阶层与士大夫精英阶层，这时候终于骚动起来。

甲午战争以后的中国，由于《马关条约》的签定，德国对胶州湾的强占，使中国统治精英与士绅阶层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他们一致认识到了改革的重要性。例如军机大臣孙家鼐就说：“今日臣士愿意变法者，十有六七，拘执不通者，不过十之二三。”当时，在士绅官僚中广泛存在的看法是，中国只有通过更积极、更广泛的变革才能求得生存。这种共识，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数十年所不曾有过的。最能说明这一事实的例子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在北京成立强学会后，参加强学会的不但有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知识精英人物，而且还有袁世凯、聂士成这样的军界将领，身任军机大臣或地方督抚要职的高层官僚如翁同龢、孙家鼐、李鸿藻、王文韶、张之洞、刘坤一等人也都成为强学会的会员和赞助人。强学会是自清王朝建立以来从未有过的政治参与的新形式，在清朝高度专制体制下，这种由民间自发组织的并由高级官员自愿参加的新型组织的出现，说明在民族与国家危机面前，士大夫阶层与官僚阶层已经共同携起手来。

不仅如此，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甲午战争以后，甚至连那些以保守著称的人士，也开始出现了新变化：徐桐奏请调湖广总督张之洞入京来主持全国的改革；连于荫霖这样的极端保守的人士也认为，“徐图而渐更之”的“不立其名”的变法也还是可取的。这种社会心态的存在，表明进一步改革可能引起的人为的阻力实际上已经比过去大为减少，这无疑是体制创新的有利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终于鼓荡成了一次激进的维新变法运动。

这场改革运动虽然因为改革派的不成熟刚刚起步就遭受失败，但它对传统政治体系的挑战和威胁无疑是巨大的。在此期间，康有为先后给光绪皇帝上了37份奏折，在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方面提出了28条实质性的建议。而光绪皇帝也尽可能地采纳了这些奏折，先后112次颁布“上谕”，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变革。这些改革，最重要的包括：（1）政治上，确立政治变革的大政方针，进行相应的机构改革。（2）经济上，创设新机构，振兴工商业和农业，劝励工艺，奖募创新。（3）军事上，推进国防现代化。（4）文化上废除科举，建立新式教育制度。

以“百日维新”为高潮的这场政治变革运动，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现代化历程上的第一次全方位的尝试，它第一次把现代化政治意识传播给了中国社会；第一次唤醒了在传统专制政治下麻木数千年之久的中国知识阶层，并造就了中国第一代具有现代意识心态的知识分子；它运用朝廷权威，第一次通过全国性的社会动员，向传统政治文化和政治结构发起了全方位冲击，由此揭开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序幕。虽然这场变革因为多种原因而流产，但它对中国政治日后发展的历程，不是显得可有可无，而是显得十分的必要。

晚清政局的变化层层相因，一环扣一环，这种“链式反应”在戊戌政变以后显得尤为明显。

“百日维新”失败后，慈禧太后直接从垂帘听政走到前台，但是，从她重用保守派集团到义和团入京，再到八国联军之役和《辛丑和约》的签订，直至最后一批保守派首要人物按和约要求被处死、罢黜，这一连串事件的发展，仅仅是发生在短短几年之间的事。局势变化之快、结局之惨，这让慈禧太后深感意外、大为震惊，同时也使得她的政治态度跟以前相比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月29日，还在流亡途中的慈禧太后痛定思痛，经过慎重考虑，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道力求振作自强的上谕。这道上谕的发表，标志着清末新政的开始。

上谕大意内容是：

世有万禩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