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第3/4页）

另一方面，“特权阶级”的见证者本身无疑可以通过更好的角度去观察集中营，只因为他们站得更高，有着更广阔的视野。但特权也多多少少影响了他们观点。关于特权（不仅在集中营里）的讨论是微妙的，但我仍会在本书中尽可能客观地探讨这个问题。在这儿，我只要提出一个事实，那些地位最高的“特权阶级”，也就是说，为集中营当局服务而换取特权的人们，根本不会作证，出于明显的原因，他们的证词要么不完整，要么就是歪曲事实或完全虚假的。所以，最好的集中营历史学家出自极少数人之中——他们有能力和幸运去获得特权的地位，可以更好地观察集中营，而不用卑躬屈膝，出卖人格；他们有技能去讲述目睹的事实，遭受的苦难；他们能够以优秀历史学家的谦卑，既考虑到集中营现象的复杂性，又记述其中千姿百态的人生命运。所以，这些历史学家几乎都是政治犯——因为集中营是一个政治现象；因为与犹太人和其他罪犯（正如我们知道的，集中营的三大类囚犯）相比，政治犯拥有高得多的文化背景，可以解释他们看到的现象；因为，更准确地说，鉴于他们原本都是反法西斯斗士（甚至现在仍是反法西斯斗士）的事实，他们意识到证词是反法西斯主义的一种战争手段；因为他们更易于接触到统计数据；而最后，因为他们在集中营内有着重要的地位，往往也是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至少，在战争最后的岁月里，他们的生活条件是可以忍受的，比如，允许他们记录和保存笔记，这对于犹太人是一种无法想象的奢侈，而罪犯们则可能毫无兴趣。

由于以上各种原因，集中营的真相走过漫长的道路，穿过狭窄的门廊，最终大白于天下。但在“集中营世界”中，仍有很多方面需要深入探寻。现在距离集中营的解放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这巨大的时间跨度，产生了复杂矛盾的影响，我将尝试列举如下：

首先，历史的过程，如大浪淘沙，水到渠成，仅仅几十年的岁月，便让历史事件的明暗透视渐渐分明。在二战结束时，人们还没有获得关于纳粹驱逐和屠杀犹太人的大量数据。这些数据，分布在各个集中营和其他地方。人们不易于理解它们的意义和细节。而仅仅几年后，人们开始明白纳粹的屠杀是一场可怕的“惩诫”。而且，如果将来没有发生更可怕的事情，那么这场大屠杀将作为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一场浩劫，被人们铭记。

相对地，岁月流逝也产生了负面的历史效应。大部分证人，控方的和辩方的，都日渐凋零。留下来的证人，那些愿意克服自己的悔恨（或伤痛），仍然同意作证的人们——他们的记忆也趋于模糊和模式化。常常在不知不觉中，他们的记忆被后来接受的信息所影响，如读到的报道，他人的叙述。有些时候，自然而然地，产生无中生有的虚假记忆，可时隔多年，这些虚假的记忆已变得可信。同样，今天听到许多德国人说“我不知道”或“我以前不知道”不再让我们感到震惊，而在二战刚刚结束时，这的确（或本应该）令我们震惊。

而另一种（更严重）的模式化则归咎于我们自身，我们这些幸存者，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中有些人决心用最草率简单、最无足轻重的方式来实践我们作为幸存者的生活标准。这并不是说，我们要随时随地利用仪式、庆典、纪念碑和旗帜以示哀悼。适当剂量的浮华辞藻可能对记忆的留存是不可或缺的。强者之墓（the urns of the strong）点燃灵魂去施行崇高的事迹，或至少保留崇高事迹的记忆，不仅存在于福斯克洛的时代，也存在于当今世界。但人们必须警惕过于简单化。我们应该哀悼每个死者，也应该同情和帮助每个幸存者，但并非每个人的事迹都可以作为榜样。集中营内部是一个错综复杂而又等级分明的小天地。在本书中，我会对“灰色地带”进行探讨，也就是说，囚犯们在一定程度上，也许是出于良好的意愿，勾结集中营当局——这并非微不足道。事实上，这导致了一种对历史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至关重要的现象。没有一个囚犯能够忘记“灰色地带”，忘记那一刻带来的惊诧——第一个威胁、第一次侮辱、第一记耳光，并非来自党卫军的暴徒，而是来自其他囚犯，来自“同伴”，来自同样穿着条纹囚衣（就像他们，新来的，刚刚穿上的同样的囚衣）的那些神秘的大人物。本书旨在说明集中营现象中一些仍然含糊不清的方面，此外还有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目标——尝试回答最紧迫的问题，折磨着我们所有读者的问题——有多少归属于集中营世界的现象已经死去，无法复活，如奴隶制度和决斗法典？又有多少现象已经复活，或即将复活？我们每个人能做些什么，从而在这个孕育着种种威胁的世界，至少可以消除其中的一种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