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第2/8页）

马儿接近那辆没熄火的吉普车时，莫西布突然把手伸向油门按了下去，于是，发动机发出了一两声爆炸般的巨响，把马儿吓得一蹦老高。幸运的是我还没放开缰绳，只好拼命地抓住绳索好把这受惊的畜生给稳住。我对莫西布这种胆大妄为的举动大为光火——为了训练他的牲口，竟然将我置于危险的境地中——我没多想就把鞋跟踩进了白马的侧面腹部，然后我们在院子的开阔地上驰骋起来，转弯、扭身、跳跃，玩了好几分钟。尽兴之后我把马儿带回吉普车，严肃地说：“努尔・木哈姆德，关掉引擎。”

但是他还没来得及执行命令，莫西布・汗又一次按下了车门旁边的油门踏板。这一次我稳稳地控制住马儿，然后把缰绳扔回莫西布手里。“是匹好马。”我说。

“你是个好骑手，米勒。比我认识的任何美国人都强。”我哈哈大笑，他又问道：“你没猜透那印记的意思？”

“阿富汗人的心思，谁能猜得透？”我开了个玩笑。

“我反正猜不透，”莫西布承认，“但是你猜不透，我倒是觉得奇怪。”

“你从哪里弄到这匹马的？”我们朝着正宅走去时，我又问道。这座正宅是一座雄伟的、四周围有泥墙的堡垒，周围簇拥着十二三座较小的建筑物。

“有些商人把它从北方运过来。说是从俄国的奥克苏斯河那里弄来的。那天我跟一个俄国大使馆的人出去，这匹马的确好像能听懂俄语的指令。”

“这牲口棒极了，”我说，“管他是不是俄国种。”

莫西布・汗领着我穿过正宅那道结实的大门，那里的泥墙至少有三十英寸那么厚。我说：“这么厚的墙，夏天一定很凉快。”

莫西布回答说：“不光是凉快，这些泥墙禁得起英国大炮猛攻十一天。”他指着墙上的斑点，那是一个个深深的弹坑。他做出主子的样子，郑重其事地想了想，指定了一个地方，让努尔・木哈姆德在那里等着我，然后带我去见他的父亲。

沙・汗——这个名字可以翻译成英语里的“先生阁下”，其实不能算一个名字——是一位清瘦的贵族，已经连续辅佐了三位国王。他身材修长，头发花白，胡子经过精心修剪，身上穿的昂贵服装是在伦敦量体定做的哈里斯牌毛料衣服，并且在马甲外面挂着沉重的金表链。他通常讲波斯语，但是跟外国人，他更愿意说法语，因为他曾在索邦大学就读；但是他还会说流利的英语、德语，还有在乡村通用的普什图语。像所有受过教育的阿富汗人一样，沙・汗认为法国是文化艺术的发源地，德国是军事指挥技术的故乡，美国只会发明罐头，英国则是骗术的始祖。然而，阿富汗正是与英国保持着最为密切的关系，正如一位憎恨妻子的丈夫，一旦被对方抛弃还是会感到若有所失。

沙・汗对我特别有好感，他对其他美国人不说真心话，却愿意对我吐露心声，部分是因为虽然我不会说波斯语，但我能讲法语，这样他就能享受用法语外交的乐趣，他认为只有用法语才能施展外交手腕。今天我们说的就是法语。

谈话所在的房间具有相当的历史意义，要想了解这个国家的任何现状都得从这个房间说起。这里曾经发生过改朝换代、惊心动魄的谋杀案，熬过旷日持久的围城战，召开过秘密会议，最奇特的是，沙・汗还在这里主持过基督教婚礼。从欧洲背井离乡来到这里的人要想跟各国使馆的女基督教徒结婚，都只能在这里举行婚礼，因为在喀布尔要找到基督教牧师可是难上加难。

房间本身就是个坚固的堡垒，由德国设计师建造，由只卖顶级货的丹麦商人负责装修，房间的装饰品交给法国人包办，光是运费就花了一万一千美元。其中一面墙上挂着一幅毕加索的作品，但是法国人不管怎么设计，都改变不了它那种日耳曼人特有的厚重之感，但它仍然是个典型的阿富汗人的社交沙龙。

从哥本哈根运来的矮桌上放着《伦敦插图新闻》《曼彻斯特卫报》《新闻周刊》《读者文摘》，还有六七本法文杂志。靠墙立着一架巨大的留声机，配着好多个扬声器，因为沙・汗和他的儿子莫西布都热爱音乐。另一面墙上是英国、意大利、法国和美国的大百科全书，还有五六种不同语言的小说。

沙・汗本人跟这间房屋一样具有典型的阿富汗特色，他单刀直入地问道：“你想谈什么？”

我拿出皮质公文包给他看，然后回答说：“我们的政府要求我们汇报艾伦・杰斯帕现在在哪里。”

“这件事他们已经忙乎大半年了。”沙・汗没有直接回答。他深陷在一把皮面椅子里，这把椅子由他的祖父购于柏林。就连法国人也没能将它驱逐出去，但是设计师还是想办法把皮面染成了难看的大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