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白云深处有人家（第3/10页）

这些人最易被日本人利用，在旁边给你捣乱，黄郛的办法是拉住那些跟他们有联系有交情的“皮条客”，实行以彼制彼。此类人物以王克敏为代表。

过去黄郛做官，在选人用人上向来不肯苟且，更不容许冗员的存在，如今也只好尽量往政整会里塞人，哪怕是把这个临时机构塞得满满当当。

脱困之法

1933年5月15日，黄郛坐火车北上，前去天津。

两天后，火车抵达天津站，车尚未停稳，就遭到了袭击。

一颗炸弹被扔在车里，目标非常明显，就是冲着黄郛来的。幸亏他早年也曾指挥过打仗，动作尚算敏捷，没有伤着分毫，但是他的卫兵和几个无辜的旅客却倒在了血泊之中。

出手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一些民间过激团体，后者甚至公开声称，谁要是敢与日本人接触，谁就是卖国贼，那是一定要修理的。

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下马威。

喊一声“阿弥陀佛”吧，如果就这样被当成“汉奸”挂了，那可实在太冤枉了。

来接站的是时任河北省主席的于学忠。他现在坐困愁城，天天都指盼着有高人指点，能帮他走出困境。

黄郛到天津，对于他来说真有如久旱逢甘雨，连客套都顾不上，就急着问黄郛有什么脱困之法，同时再三表示，只要对方能拿出解决华北问题的方案，他一定坚决服从。

因为不久前关东军又发动了第二次滦东之战，东北军再次溃退，兵败如山倒，日军即将兵临天津城下。

黄郛到了北平一看，那里还要紧急，已经三面被围了。

在华北军事会议上，出席的大部分将领都对战局失去了信心，表示部队实在守不住了，维持防线已经不能够以天算，只能以小时计。

徐庭瑶从南天门撤出，三个主力师伤的伤，残的残，连防守北平城都很勉强。

二十九军刚到喜峰口那会儿，还“进时如虎”，自丢失喜峰口后，便“退时如狗”，等到第二次滦东之败，士气已一蹶不振，到了“此时如绵羊，驱之不动”的程度。

倒是因丢失冷口而颇受非议的商震，在会上答应再守一天，成为全场最能负责的人！

原先的“双巨头”何应钦和黄绍竑束手无策，连军队都指挥不动，大家眼巴巴地都在等黄郛拿出“脱困之法”。

黄郛的策略，就是联系日本外务省中的“稳健派”，展开停战谈判，以期获得喘息之机。

事情其实已进展得大体有些眉目，不料外交部突然取得的一个“胜利”，却打乱了黄郛的全部步骤。

外交部在向国联告状无效的情况下，争取美国总统罗斯福与宋子文联合发表了一份公报，上面要求日本立即停止在华北的军事行动。

对于国内舆论来说，这无疑是打了一针强心剂，大家又兴奋起来，认为无须对日本采取缓和态度。

但实际上这种隔着大洋的吆喝只能起到反作用而已。

日本外务省和军部中的“强硬派”重占上风，他们说你看你看，怎么样，中国人明着说要跟我们面对面谈，背地里还不是去找了老美，可见他们毫无诚意。

谈判大门突然被关，黄郛对此始料不及，前期的所有努力也全部付诸东流。

打仗打不过，谈判谈不了，麻烦事却一大堆。

日本华北“驻屯军”也上来插一脚，公然要求中国平津方面给他们准备车辆，声称要按照《辛丑条约》的规定，派日本兵到北平来护侨。

这还不算最棘手的，最棘手的是没钱。

聚集在平津周边的各式部队，虽然能打的几乎没有，但人却不老少，他们可一个个都是张着嘴要吃饭的，如果没有足够的钱粮来维持，华北形势只会雪上加霜，更加纷乱不堪。

原先在上海时，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曾亲口答应黄郛，可筹措六百万资金至华北，但等黄郛到了北平，这笔钱却打了水漂，财政部根本拿不出钱来。

原因在于财政部的钱，很大一部分是要靠借的，否则无法用于周转。可是华北战端一开，天津危险了，作为政府还款担保之一的天津海关税收自然就危险了，金融界担心政府还不了钱，便不肯再购买政府债券。债券卖不出去，钱就借不到，如此一来，别说给黄郛拨钱了，就是其他部队的粮饷和大部分公务员的工资也成了问题。

既无钱又无兵的黄郛，到北平后的日子，难过得简直令外人无法想象，但就在这种困境下，他仍然天天召集“门客们”开会，苦思良策，乃至到了“日夜筹谋，席不暇暖”的地步。

鸡鸣狗盗

5月22日，看到大势将去，黄郛决定撤离北平。

众人打包的打包，装箱的装箱，只有黄郛自己还在做着最后的努力。

中午，他接到了李泽一打来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