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第2/2页）

秦国人总结了孟尝君的错误，得出两条教训：一是要“远交近攻”而不是相反，二是在“远交近攻”这条正确的“战争路线图”上推进时，要避免过激行为：不能突然一下子就吞灭一个国，而应该一小口一小口、一个城邑一个城邑地侵夺，慢慢壮大自己。正因为是一小口一小口的，不是很疼，从而避免了被列国诸侯蜂起而干预的“齐国式”的悲剧。秦人顺着这两条原则，一路向东稳扎稳打，慢慢蚕食，终于得志于六合，这都是后话不提。希特勒称雄于欧亚，也是走对了路线图：远交英、苏，近攻四邻。等英、苏感受到自己也被战火威胁时，已经来不及了。

如果齐国孟尝君当初能依照秦人的模式（或者希特勒的模式，都一样），远交近攻，从东向西蚕食着打，而不是瞎搞他的“近结韩、魏，以远攻楚、秦，乘楚、秦气沮而图宋”的跳来跳去的非理性的作战路线图（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才从纷乱的历史材料中摸索总结出他的这个路线图），也许成功一统天下的就是齐国。

由于愚蠢的孟尝君选择了错误的“战争路线图”，当他挥齐兵远攻自己无法接管占领的楚、秦边邑时，我国黄河以北的“赵武灵王”同志，趁此齐人无暇它顾的宝贵机会快速推进，向北实现了“开疆千里”的宏大功业，使一个原本地狭弱僻、百年挨打的黄河以北国家，一跃栖身于战国七雄的名列之上。

赵武灵王明白：“本国的开疆拓土必然将影响全部诸侯格局，从而遭受他国势力的干涉和绞扑。”这一铁的规律对赵国也适用。如果自己开拓北疆，图灭中山，势必被齐国所不能容忍，因为中山国是齐国的势力范围区。赵武灵王于是选择了最适宜的战争时机，当齐国大兵远征楚、秦，与楚人、秦人鏖战连年，胶着于中原的南线、西线战场上，徒然消耗着齐国国力的时候，赵武灵王趁此天赐良机，带着他“胡服骑射”的骁勇战士，出征中山并纳入囊中。

孟尝君徒有“战国四君子”之虚名，但他却葬送了齐国、便宜了奄奄一息的韩魏（吃了好些楚、秦城邑）、成就了北方的赵国，并且殴打了无辜的楚怀王，使得楚国从此消沉下去。孟尝君一计四失，再加上他专权于齐，终于被当时的齐国稷下先生“荀子”斥为“篡臣”，被我们嗤为“笨蛋”。

如此“笨蛋”怎么能当上齐国相国的呢？那全凭了他的出身好啊，家族世袭得官，“肉食者鄙”。孟尝君名“田文”，是齐王（田姓）的亲戚。他家里有很多钱（因为作为国君的亲戚，他爹被分封，封邑上积累了很多财富），既然家里有钱，孟尝君就养出一帮门客。这三千人帮他吆喝、邀名，满世界炒作，遂蜚声国际国内，从而让历届齐王觉得他不错，又是王族国亲，况且他爹也是当相国的，并且是长期专权的相国（仅凭这一条就可以使他 世袭个大官），于是让他也当相国，没的说了。总之，靠着血统高贵，以及上辈有权，下辈世袭，加上家里有钱，硬把他堆起来，就当了相国。

王亲贵戚当相国，譬如孟尝君，事实证明就是不行。更有才干的，还得是布衣卿相啊——如张仪、苏秦、范雎等等，他们靠着真才实学，在市场竞争环境中硬是脱颖而出，经面试聘用入仕官，靠才干提拔为相国（而不是靠着家族的肩膀举高了他而得官），当然立功立业，成就不俗。

秦国未来之胜利，就在于多用布衣卿相。而山东六国诸侯，分封制的传统绵久深重，积弊难改，国君不得不沿照传统，重用那些王族贵戚（如孟尝君一族）和世卿家族（世代为卿的卿大夫家族），并且分封他们以土地、城邑、军队，使得这帮人势力极大，可以上凌国君，削弱君权（如孟尝君父子之长期专权），同时还可以垄断政府肥缺，挤跑了市场上的人才（比如孟尝君世袭乃父官职，长期为相，别人根本就轮不到了）。王族贵戚和世卿家族里边的人，填充着政府的大小高位，把茅坑都占满了，社会上的能人贤士，哪还有机会当官一展雄才啊。而且这班子弟中没有多少英才，漫长的战国时期，中间知名的不过“四君子”四个而已——孟尝君还成了其中的较有能力者，则其它之碌碌平庸，斗屑之材，可以想见了。难怪后人称之做纨绔子弟，而“金玉其外、败絮其内”，又是刘伯温先生送给他们的美誉。

孟尝君死后，齐国出来个士人“田单”，挽狂澜于既倒，执齐国之政，算是布衣卿相，但是混了几年，还是被传统的王族贵戚及世卿家族，打跑了了事。分封制不彻底清除，这种现象就无可避免。

但是秦国，没有这么严重的积弊。自法家商鞅改革以来，秦国扫除了大批世卿家族，连同这些世卿家族得以繁殖的土壤——分封制，也被法家改革扫除了。分封制完蛋了，世卿家族少了，较少威胁王权，国内政治稳定，也给人才也腾出了地方，欲“国富兵强”而不可得，怎么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