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这一年天京有血光之灾（第2/6页）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韦昌辉和秦日纲对洪秀全更加依赖，他们知道只有这个人能够帮自己除掉杨秀清，虽然这个人没什么能力，但他毕竟是天国的最高领导人，至少名义上是这样的。私下里，韦昌辉经常跟杨秀清唱对台戏，杨秀清曾建议洪秀全要节俭，又不是开时装店，干吗弄那么多龙袍。韦昌辉却对洪秀全说：“天王大哥，你现在富甲天下，龙袍当然是越多越好。”

后来，杨秀清知道了这事，洪秀全出来打圆场：“秀清就是古代敢于直言的正直大臣啊，昌辉只是心疼我这个做哥哥的，你们两人都是爱我啊，只是方式不一样而已。”

对杨秀清来说，他是容不下有人再称王，韦昌辉虽然是北王，但在他眼里也只是一个跟班的。杨秀清只想在太平天国内部建立一个四人领导集团，这四人中除了他自己和洪秀全，其他两个都是不存在的。一个是长兄耶稣，一个是三哥冯云山，洪秀全是老二，杨秀清是四弟。

毫无疑问，太平天国已经分化为两个阵营，这两个阵营不存在什么是非，只存在好坏之分。以杨秀清为首的一派，代表的是更专业更有远见的利益集团，他们的目的是一统江山，再创盛世。以洪秀全为首的一派更多的是关注既得利益，为了既得利益，韦昌辉和秦日纲这些人聚拢在洪秀全周围。

杨秀清曾以上帝的口吻说过这样的话：“千古英雄不得除，流传全仗简中书。”意思很明显，就是让洪秀全珍惜文化和典籍。

杨秀清清楚地看到，走向传统文化的对立面只会威胁天国的事业。杨秀清的看法是对的，当时有很多人对太平天国的统治不满，有读书人，也有一般的劳苦大众。所以，曾国藩拿太平天国毁坏传统的事情大做文章。杨秀清是一个政治家，洪秀全是个权谋家，政治与权谋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很难区分，但多少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政治是为了求大治，在求大治的过程中难免会做出一些权谋之事，譬如唐太宗发动宣武门兵变。而权谋则是为了个人利益不惜牺牲一切。一个是以大治为最高标准，一个是以个人利益为最高标准。

1855年，杨秀清已经病魔缠身，躺在床上的时候他也不忘日理万机，权力就像鸦片，很容易上瘾。杨秀清每次扮演天神下凡时，排场越来越大，他的家属和部属地位已经非常高了，大家整整齐齐排列在宫殿里。杨秀清如果要出巡的话，所有人都必须在宫外提前一两个时辰，恭敬地等候在那里。有时候连洪秀全也不得不跪在天王府门口恭候杨秀清的到来，如果杨秀清不想亲自动身的话，洪秀全还必须跑到东王府听候圣旨。

到此时，洪杨二人之间虽然表面上风平浪静，事实上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了。自古一山不能容二虎，权力斗争从来没有双赢机制，双赢只存在于现代的商业和政治活动中。

杨秀清往最高权力路上奔走之时，韦昌辉和秦日纲最辛苦了。如果杨秀清心血来潮，半夜天神附体，韦昌辉必须连夜赶到东王府，倘若迟到一分钟，杨秀清就让人用板子伺候韦昌辉。堂堂一个北王，落到这步田地，我们可以想象他心里的怨恨。

洪秀全把秦日纲提拔为燕王，后来因为西征失利，又被杨秀清废掉了。

借刀除东王

洪秀全越来越难受了，因为杨秀清开始干涉他的私生活。

虽然洪秀全的私生活有许多可以指责的地方，但作为一个天王，有人对你的私生活指手画脚，这简直是无法忍受的事情。杨秀清经常谴责洪秀全对母亲不孝，洪的不孝是事实，当上天王之后，洪秀全脑子里全是酒色，哪里还有什么母亲。

杨秀清虽然骂得在理，但洪秀全心里很不舒服。

杨秀清是太平天国里唯一一个将军政大权掌握在手中的人，之前和之后都没有人做到这一点，包括洪秀全除掉杨秀清后，他也没能将权力都控制在手中。在军事方面，杨秀清拥有最高的裁决权，哪怕他生病时也是这样。可能在政务上有些事情他还得跟洪秀全打声招呼，但在军事上他说一不二，前方将领任何大的军事行动都出于杨秀清的决策。

北伐和西征都是杨秀清一手作出的决策，北伐是失败了，但震动了清廷的心脏部位。西征也遭遇了重大挫折，但杨秀清临时易帅，终于挽救了危局。这一系列军事行动都证明了杨秀清卓越的战略眼光，湘军在西征战场上溃败，围困天京的清军大营也被一一攻破，心力交瘁的猛将向荣最终一命呜呼。

胜利很容易激发人的野心，洪杨二人之间的矛盾本来就找不到出路，随着杨秀清威望的提升，两人的矛盾加速激化。洪秀全不可能退位，而杨秀清也不可能把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基业拱手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