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商鞅变法（第3/9页）

这时听了商鞅的改革理论，他觉得这哥们儿真的太牛了，比他想象中的人牛人更牛，心下大喜过望，立即叫他把这个理论用于实践。

于是，史上著名的商鞅变法开始。

决心

当然，跟所有的改革一样，刚开始是很不顺利。

不管如何改革，都会触动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这些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总是会跳出来，反对改革。

而大多数改革，总是以牺牲传统既得利益集团作为代价的。说白了，正是因为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腐败，才会导致国家政治的腐败、国力的衰弱。要革除这些腐败，大家口号喊起来，往往声音很响亮很振奋人心，甚至腐败分子的声音比所有的人都大。可真的要动起来，他们反得最坚决，制造的阻力非常大。

现在秦国跟所有的国家一样，君主的权力貌似很强大，其实，他周围团团包围的传统势力才是真的强大。这些势力在平日里，利益没有受到侵犯时，他们很和谐，谁也没有冒出头来。可当他们的利益面临受损时，他们就会跳出来——很多政变就是他们跳出来的结果。

所以，当他们听说秦孝公要任用那个从魏国来的年轻人商鞅来搞什么变法时，就纷纷跳出来，加以反对。

秦孝公当然不干。

于是，双方展开了一场变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辩论。

持利大于弊的一方是秦孝公和商鞅，但碍于自己的地位，秦孝公只能当裁判而不能出来当辩手。于是，利大于弊一方的一辩和二辩全是商鞅一个人承担。

持弊大于利的一方是甘龙和杜挚，以及一大批秦国传统既得利益集团。

甘龙和杜挚出任辩手。

这两个人都是秦国的老一辈革命家。尤其是甘龙，曾经紧跟秦献公干过革命，也曾经是秦献公时代的改革派，为秦国的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把“德高望重”这四个字套在他们的头上，估计也没有几个人会反对。

甘龙本来是个改革派，但这哥们儿通过改革得到了利益，从而加入既得利益集团，身份立刻转换，又变成保守派的最高代表。而他现在又是秦国的首席大臣。

秦孝公想不到变法的概念还没有出台，反对的人就这么多，而且个个都很坚定。如果真的实施起来，反对的人岂不更多？那可是阻力重重啊。他也有点儿动摇了。

可商鞅说，老大的顾虑是多余的。对于那些下层人员，这些话题是不能跟他们讨论的。只有在改革成功后，让他们分享改革的成果。高素质的人跟低素质的人是没有共同语言的。所以，要成就大事业，就得采取果断的措施。只要觉得这个改革是利于富国强民的，就不要前怕狼后怕虎。

甘龙立刻反驳，小鞅同学的话大错特错了。我们只有按既定方针办，大家对这些方针政策都很熟悉，贯彻起来才有有条不紊，才走第一步，大家基本就知道第二步怎么走了。这样，天下才不乱啊，才利于安定团结。现在咱们太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了。

商鞅说，老人家你说的好像都对。很多普通的人只知道按过去的方针办，很多貌似博学之士，其实都是书呆子，天天封闭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好像什么都知道，其实什么都不知道。这两种人，让他们当当太平官，过着腐败的幸福生活，那是很好的。但千万不能跟他们讨论什么兴利除弊的大业。世界上，智商发达的人才会制定规章制度、方针政策；智商欠缺的人只能当个守法公民。有水平的会与时俱进，没水平的人只会死守传统，把传统当命根子。

这时杜同志又说，变法的成本太大了。所以，我认为，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要修改成法；没有十倍的社会效果，就不要就换传统的方针政策。大家按既定方针搞了这么久，没有出过什么差错，社会也没有出现什么不安定的因素。要是强硬变法，就会发生动乱。

商鞅说，治国从来就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之法。这个历史早就有很多鲜活的例子。汤武没有按照前朝的法规，最后能得天下；夏朝老是依承旧制，一点儿进取心也没有，最后灭亡。

秦孝公一听，大声说：好！

大家看到老大的声音这么坚定，只得都闭嘴了。

当天，秦孝公就下了个文件，任命商鞅为左庶长，直接进入秦国的决策层，全面负责改革变法大事。

商鞅开始制定变法的法令。他下令将人民编为五家一伍、十家一什，互相监督，犯法连坐。举报奸谋的人与杀敌立功的人获同等赏赐，隐匿不报的人按临阵降敌给以同等处罚。立军功者，可以获得上等爵位；私下斗殴内讧的，以其轻重程度处以大小刑罚。致力于本业，耕田织布生产粮食布匹多的人，免除他们的赋役。不务正业因懒惰而贫穷的人，全家收为国家奴隶。王亲国戚没有获得军功的，不能享有宗族的地位。明确由低到高的各级官阶等级，分别配给应享有的田地房宅、奴仆侍女、衣饰器物。使有功劳的人获得荣誉，无功劳的人即使富有也不能显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