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立法禁止奉献牺牲和异教最后的绝灭(390—420 A.D.)（第2/2页）

一个奴隶国家的主子只要不把暴虐偏执的行为施展到极限，即使经常滥用绝对权力，民众也会随时为他的仁慈而欢呼。狄奥多西有可能向他的异教臣民提出过如下两个选择：要么受洗，要么死亡。然而能言善辩的利巴尼乌斯却赞扬皇帝的宽厚，没有制定实际的法规，迫使所有臣民皈依国君所信奉的宗教，[123]将信奉基督教定为拥有社会公民权的基本条件。有些教派毫不犹豫接受奥维德的神话，[124]坚决否认福音书的神迹，即使如此也没有受到任何磨难。皇宫、学校、军队和元老院，到处都有虔诚的异教徒，他们并不隐瞒自己的信仰，毫无区别地享有帝国在行政和军事上的荣誉；狄奥多西授予叙马库斯执政官的职位，与利巴尼乌斯保持长久的私交，[125]并对他们崇高的德性和才华表现出深切的关怀。这两位口若悬河的异教徒辩护士，从来没有人要求他们改变或者隐瞒宗教观点。异教徒可以保有范围极为广泛的言论和著作自由，欧纳庇乌斯、佐西穆斯[126]和柏拉图学院狂热的教师，他们留下历史和哲学的遗著，宣泄出对获胜对手极为强烈的敌意，极力抨击他们的情操和作为。如果这些恶意中伤的诽谤当时就已众所周知，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赞许基督教君主的善意，他们竟用藐视的微笑对待迷信和绝望的最后斗争。[127]

但是，禁止奉献牺牲和祭祀仪式的帝国法规却被严格执行，须知这种宗教是靠习俗而非理论发挥影响力的，随着时间的逝去，它所产生的效果逐渐被根绝。诗人和哲学家献身创作，可以在祈求、沉思和研究中秘密培养自己的宗教信仰，但是公开举行的祭祀活动，才是人民宗教情操的唯一坚实基础，这要靠着模仿和习惯才能养成。只要打断这种公开的活动，不过几年的工夫，就可以完成重大的民族改革工作。没有祭司、庙宇和经典[128]在旁边加以人为的援助，神学观点就无法在人民脑海中保留长久的记忆。那些无知的世人，其自己的内心仍然随着盲目的希望和畏惧而动荡不安，很快受到地位较高人士的影响，立誓信奉当时居统治阶层的神明。他们当初在精神饥渴状况下被迫接受的教义，会在不知不觉中感染极大的热忱，对新的教义进行支持和传播。帝国法规颁布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被吸引到正统基督教会的范围之内。异教的瓦解是如此快速而平静，在狄奥多西逝世28年以后，立法者再也看不到异教有任何蛛丝马迹遗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