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罗马帝国遭受彗星、地震和瘟疫的天灾人祸(531—594 A.D.)（第2/2页）

(三)黑死病

不论哪个时代，全都指责埃及和埃塞俄比亚是瘟疫的渊薮和温床。在潮湿、炎热和停滞的空气里，这种阿非利加热病从腐烂的动物尸体中产生，特别是遮天掩日的蝗虫，在死后与生前一样危害人类。在查士丁尼和继承人所处的时代，致命的黑死病几乎要灭绝地球上的人类，最先出现在佩鲁西乌姆及其邻近地区(542 A.D.)，位于塞尔波尼亚沼泽和尼罗河东水道之间。从那里分为两条路线，向东经过叙利亚、波斯到印度；向西沿着阿非利加海岸，深入欧洲大陆。第二年春天，有三四个月的时间，君士坦丁堡受到瘟疫的侵袭。

普罗科皮乌斯用医生的眼光[456]，观察发病的进展和症状，比起修昔底德描述雅典的瘟疫，就手法和勤奋而言毫不逊色。患者宣称有时会出现精神错乱的幻觉，听到一个看不见的幽灵在大声威胁，或感觉到它在触摸自己，立刻成为完全绝望的牺牲者。但通常多数人在家里的床上、大街上或是工作的地方，忽然感到微微发热，征候是那样的轻微，从患者的脉搏和气色无法察知即将临头的大祸。第一天、第二天或第三天，腺体，特别是鼠蹊、腋下和耳后的淋巴腺的肿大，等于传出噩耗。等到横痃或肿块裂开，可以看到豆粒大的煤炭或黑色的物质。要是继续发肿就会成为脓疮，如果还可以排除体液内的病毒，病人就有得救的机会；如果始终坚硬而又干燥，马上会形成坏疽，患者一般会在第五天去世。热病的发作通常伴随着昏睡或呓语，只要身体满布黑色的脓包或疔疮，就是即将死亡的征候；要是体质太弱无法出疹，出血后内脏会随之腐烂。怀孕的妇女染上黑死病是致命之症，却有一个婴儿活着从死去妈妈的体内被接生出来，还有三个母亲在失去染病的胎儿以后保住了性命。年轻人得病的机会最大，女性不像男性那样容易感染。不论人的地位还是职业，瘟疫一视同仁痛下毒手，幸存者当中有很多人丧失了语言的能力，等到瘟疫再次蔓延，也不保证可以获得豁免。[457]

君士坦丁堡的医生重视医德，技术高超，但是这种疾病症状复杂，来势汹汹，使得他们无能为力。同样的治疗程序可能产生完全相反的效果，症状变化不定，根本不能诊断病人是会死亡还是康复。葬礼的安排和墓地的使用全部是一片混乱，那些身后没有朋友和仆人的死者，他们的尸体暴露街头无人掩埋，或是留在空无一人的家中。有一位官员负责收拢四处零乱堆积的死尸，从陆路或水路运往离城市很远的地点深埋起来。最邪恶的坏人看到面临的危险和悲惨的景况，想起自己的行事也难免会产生悔恨之心，但一等到健康恢复还是会故态复萌。普罗科皮乌斯认为有些人特别受到命运或上天的照顾，就哲学的理念来说应该反驳这种说法。难道他忘记查士丁尼本人也感染了黑死病？事实上他心里也许记得很清楚，然而皇帝的饮食很清淡，生活有节制，如同苏格拉底所遭遇的状况，有更为充分的道理能够康复。[458]在他生病期间，市民的习惯上也显示出公众的惊慌，怠惰和沮丧使东部的都城出现萧索的气象。

传染是黑死病不可分割的特性，只要有人接近患者，病毒就能借着共同呼吸的空气进入肺或胃中。虽然哲学家不仅相信而且大为震惊，但是奇怪的是，最容易为想象中的恐惧所制服的人群，在遇到真正的危险时却能坦然接受，毫不在意。[459]普罗科皮乌斯的市民同胞，获得时间短暂而且并不完整的经验，以为即使与患者亲密交谈，也不会产生传染的危险。[460]这种信念可能支撑了很多辛劳照顾病人的朋友和医生，否则，毫无人性的审慎心理将使患者陷于孤独和绝望之中。突厥人的宿命论产生了致命的安全感，必定使传染病的蔓延状况更为严重。对于能使欧洲获得安全的有效预防措施，查士丁尼的政府完全不清楚，对于罗马各行省之间频仍的自由来往，并没有加以限制。从波斯到法兰西，战争和迁移使各民族混杂在一起，很容易受到感染。瘟疫的气息可以埋藏在一包棉花里历时多年，通过贸易的不当行为，被运送到遥远的地区。

按照普罗科皮乌斯的论点，瘟疫的传播方式是从海岸到内陆，最后才进入偏僻的岛屿和山区。那些逃过第一次疯狂侵袭的区域，在下一年最容易受到传染。风可能会散布这些细微的毒素，不过除非大气的状况适合瘟疫的留存，否则只要进入地球的寒带和温带就会自动灭绝。可能是空气的污染非常严重，查士丁尼在位第15年的瘟疫暴发，始终没有因季节的改变有所和缓或中止。最后，初期那种凶险的局面逐渐化解和消散，疫情交替平息和发作，直到经历52年忧患岁月之后，人类终于恢复了健康，空气还原到纯净和清新的性质。没有保留任何资料和数据，可以用来计算或推测这次大灾难的丧生人数。我只知道君士坦丁堡在3个月内，每天死亡5000人，后来又增加到1万人，东部有很多城市留下一片废墟，意大利一些地区的作物和葡萄全在田里腐烂。战争、瘟疫和饥馑这三重灾祸同时打击查士丁尼的臣民，人口的数量明显减少，使他的统治大为失色，状况严重，地球上最美好的地区有些至今还没有完全复原。[4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