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罗马法的“人”：自由人与奴隶、父权与夫权、配偶与婚姻以及监护制度（第2/4页）

最早对父权的限制要归功于努马的公正和仁慈。未婚女子要许配给自由人，必须获得男方父亲的同意，但是她的婚姻受到保护，不会让她受到成为奴隶妻子的羞辱。在最早的时代，当邻近的拉丁人和图斯坎人欺压罗马这个城市时，城内经常发生饥馑，出售子女成为常见之事。但是随着罗马人不再能合法购买市民同胞的自由权利，市场逐渐萎缩，共和国的征战也摧毁了这一类的奴隶买卖。父亲传给儿子的是并不完整的财产权，依据《御法集》和《民法汇编》的法律体系，确定有“原始财产”、“附加财产”和“登记财产”这三重区分。所有得自于父亲的财产，儿子只能给予别人使用权，所有权则永远归自己所有。然而如果他要出售财产，债权人不能将奉养父母的那部分列入其中。无论父亲通过婚姻、赠予还是旁系继承所获得的财产增值了多少，这些都要传给儿子；父亲若非出于特别状况被排除在外，可以终生享有收益权。只有士兵通过战胜敌人获得、掠夺和遗赠的战利品，可以不必与父亲共有，这是军人英勇杀敌合法和应享的赏赐。经过合理的类推，非共享的部分延伸到任何自由业所得到的酬金、服务公家机构的薪资，以及皇帝和皇后神圣的恩典。

一般而论，对于市民的生命而言，父权的滥用所造成的威胁不如自身财产带来的危害。然而对于一个不配做父亲的人而言，儿子的生命会妨碍到他的利益或情感：从腐败所产生的同样的罪行，更能清晰地感受到奥古斯都时代的人性。残酷的伊里克索鞭笞自己的儿子直到儿子气绝，皇帝将他从愤怒的群众手里救出来。[77]罗马的父亲纵情于奴性的统治之下，把自己降格成严肃而又温和的法官。阿里乌斯私开法庭，对自己的儿子宣判莫须有的弑亲罪，奥古斯都出面干预，提供个人意见，宣布对其处以放逐的判决。有个父亲像强盗一样，抓住打猎的机会杀害一名年轻人，说他与继母发生乱伦的恋情，哈德良将猜忌的父亲流放到海岛。个人进行私下的审判，严重违反君主政体的精神，父母只有再将自己从法官降到原告。塞维鲁·亚历山大责令官员听取他的控诉，并执行他的判决，他不再能夺取儿子的性命而免于谋杀的罪名和刑责。公正的君士坦丁最后还是将弑亲罪的痛苦加在儿子身上，这种罪行只有运用《庞培法》才能免于惩处。

类似的保护存在于每个时代，有理性的人会赞许保卢斯的仁慈，凡是扼杀和饿死初生婴儿，或是自己没有怜悯之心，却将婴儿抛弃在公共场所，博取大家恻隐之心的父亲，保卢斯将这种人判处谋杀罪。但是遗弃子女在古代是沿袭已久的恶行，而且极为猖獗。那些从来没有接受过罗马父权观念的民族立下规定，不仅允许这种行为的存在，在实施以后也不会得到惩处。呼吁人类良知的悲剧诗人，竟然认为这种流行的习俗根本无关紧要，同时用经济和同情的动机来加以掩饰。[78]要是父亲忍得下心，虽然不能逃过谴责，但至少能逃过法律的制裁。罗马帝国到处沾染婴儿的鲜血，等到瓦伦提尼安和他的同僚在位时，他们将这种谋杀罪列入《高乃利乌斯法》的条文和所要表达的法律精神中。然而司法体系[79]和基督教信仰的教导不足以消除这种不人道的行为，唯有加重刑责，对其判以死刑，产生吓阻作用，才能够增强原本温和的影响力量。

经验证明，未开化的野蛮人是侵犯女性的暴君，社会生活的进步才会改善妇女的处境。为了能够获得强壮的后代，莱喀古士将结婚的年龄延后，努马原来定为12岁，这实在是太过年轻，导致罗马的丈夫随自己的意愿来教导纯洁和服从的处女。按照古代的习俗，他把新娘从她的父母那里买来，她要履行“初夜”的责任。在为她花费3个铜币以后，她就可以被引导到丈夫家中拜祭灶神。祭司在10名证人陪同之下把水果当作奉献的供品，签订婚约的伴侣坐在同一张羊皮上，吃用麦或米做的咸饼，称为“麦饼联婚礼”[80]，用意大利的古代食物作为心灵和肉体神秘结合的象征。但是这种结合就女方而言，极为严苛而且不够平等。她要抛弃娘家的姓名和祭神仪式，接受新的奴役生活，她唯一的装饰就是收养的头衔。

有关婚姻法的制定既不合理也不文雅，一个家庭的母亲(这是最适当的称呼)成为很奇特的角色，被看成自己子女的姐姐，对她的丈夫或主人而言则是女儿，只有丈夫被授予掌握家庭的父权：她的行为要经过他的裁决，可能会得到同意、谴责或惩罚，即使他无理取闹她也要遵守；他可以进行生或死的审判；在通奸和酗酒[81]的案件中，可以对其做出适当的判决；她获得和继承的利益全部归丈夫所有。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妇女的定义不是“人”而是“物”，要是最早的头衔存在漏洞，她们就会像一般的动产那样，丈夫在使用或拥有一整年以后，合法获得对妻子的所有权。罗马的丈夫，一般而言，可以免除或拒绝婚姻的债务，然而雅典人和犹太人的法律非常审慎提出坚定的要求。[82]罗马人对一夫多妻制根本没有概念，所以不会让更美丽或更可爱的伴侣跟他同床共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