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伊斯兰的反击与土耳其人征服埃及的行动(1127—1169A.D.)（第2/2页）

达冈姆派被推翻并且遭到屠杀，走运的对手掌权以后，出于忘恩负义或猜忌嫉妒的心态，再不然就是忧虑未来的状况，很快邀请耶路撒冷国王进军，从傲慢的恩主手里解救埃及。谢拉古的兵力面对联军居于劣势，只能放弃尚未成熟的征服行动，撤离佩鲁西乌姆是让他安全退却的条件。土耳其人排成单列，在敌人面前通过，他们的将领走在最后，手拿战斧，充满警觉性地向四周观望。一名法兰克人竟敢问他：如果不是怕受到攻击，为什么走在最后面？大无畏的埃米尔回答道：“你们是有权发起攻击，但是我可以保证，我的士兵要是不能将一个不信真主的人送进地狱，那他就不能进入天堂。”在他的报告中提到资源的富足、土著的柔弱、政治的混乱，使努尔丁重新燃起希望。

巴格达的哈里发赞誉他那虔诚的企图，谢拉古率领1.2万名土耳其人和1.1万名阿拉伯人，第二次对埃及发起突击行动，然而要对抗法兰克人和萨拉森人的联军，他的兵力仍嫌不足。不过，从他一连串的作为，像是率部渡过尼罗河；向蒂巴伊斯退却；巴贝因会战[119]主宰战场的部队调动；亚历山大里亚的奇袭作战；在埃及的平原和山谷，从北回归线到海洋这片广大的疆域，实施的行军和反向行军等，我的看法是，他把用兵之道发挥到了最高的境界。卓越的指挥加上部队的英勇更是如虎添翼，在作战行动的前夕，一位马穆鲁克大声叫道：“要是我们不能从基督徒的手里夺回埃及，为什么不放弃苏丹给我们的职位和报酬，退休后像农夫那样辛勤耕作，或是与后宫的妇女一起纺纱？”虽然谢拉古在战场上竭尽所能[120]，他的侄儿萨拉丁在亚历山大里亚坚守到底[121]，第二次入侵行动还是以签订有利条约和撤退告终。

努尔丁保存实力，等待更适当的时机发起第三次行动。耶路撒冷国王阿玛里克的野心和贪婪，很快给了努尔丁出兵的机会，因为阿玛里克始终服膺一种错误的原则，那就是“对上帝之敌无诚信可言”。医院骑士的盟主要履行宗教的军事职责，鼓励他继续进军，君士坦丁堡的皇帝答应提供一支舰队，配合叙利亚的军队采取共同的行动。不讲信义的基督徒并不满足于劫掠和津贴，他们抱着热烈的期望要征服埃及。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穆斯林对于大马士革的苏丹有如大旱之望云霓，首相身处四面受敌的险境，只有屈从于举国一致的意愿。努尔丁似乎受到优厚条件的引诱，可以享有王国每年三分之一的岁入。法兰克人出现在开罗的城门前，但是郊区的古老城市在军队接近时起火燃烧，一场狡诈的谈判使他们受到欺骗，而且希腊人的船只无法越过尼罗河的障碍。法兰克人在充满敌意的国度保持审慎的态度，不愿与土耳其人作战。阿毛里只能退回巴勒斯坦，他的行动丧失公正的立场，也没有达成目标，只给他带来耻辱和谴责。

谢拉古完成了解救的工作以后，被授予地位崇高的袍服，很快他的袍服就沾染上了绍威尔派的鲜血。土耳其的埃米尔不辞辛劳，暂时担任首相的职务，但外来者的征服行动加速了法蒂玛王朝的灭亡。只要苏丹的信差带来一句话，立即完成刀不出鞘的改朝换代。哈里发的罢黜完全是因为本身的懦弱和首相的暴虐，当先知的后裔和继承人接受拉丁使臣很粗鲁的握手时，就是他们的臣民也感到脸红；当他呈送后宫妇女的头发时，臣民不禁流泪，这是悲伤和忧惧的象征，好引起大马士革苏丹对他的同情。努尔丁的命令和法学家的宣判，阿布伯克尔、欧玛尔和奥斯曼的圣名要用庄严的仪式予以恢复，公共的祈祷要承认巴格达的穆斯萨迪是真正的教徒领袖，阿里之子的绿色制服改成阿拔斯王朝的黑色。法蒂玛王朝最后一位哈里发阿德泽德只活了10天，在对自己的命运一无所知前逝世也是一种福分。他留下的财富可以保证士兵的忠诚，平息信徒的不满。在后继发生的各种变革中，埃及再也没有背离穆斯林的正统教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