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博古叫屈（第2/3页）

7月7日，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由中央代表曾洪易，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率领，经福建向闽、浙、皖、赣边境开进。

（因时机已晚、攻福州失策，暴露出兵力单薄——只有六七千人，没有实现调动敌人的任务，反而削弱了自己，发挥了敌人据有全国兵源的优势，分兵让敌人各个击破。解放战争时期，淮海战役前，毛泽东曾向粟裕提出类似的外线作战的设想。把敌主力从华中引向江南。粟裕原是七军团参谋长，念及此次教训，便建议歼敌主力于江北。）

7月上旬，国民党经过调整部署后，集中三十一个师的兵力，从六个方向向中央苏区发动全面进攻。博古、李德为了阻止各个方向上的敌军，以掩护战略转移的准备，只能采取暂时的“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作战方针。周在前线指挥各路红军节节抵御，同敌人打阵地战。这种错误的做法，当时认为是出于不得已。

如果囿于历史传统定论，试想当时应该怎么办？全线撤走，把中区丢给敌人，是不是成了真正的仓促逃跑？结果又将如何？

也许会有更好的办法，可是在当时，由于各种局限，“最高三人团”想不出来。

8月7日，为给中央红军主力探索战略转移与二军团会合的路线，红六军团根据中革军委命令，在任弼时、萧克等率领下自湘赣苏区突围西征。

周恩来8月18日为《红星》第六十期撰写《新形势与新的胜利》的社论。提出“我们要更坚决地挺进到敌人后方去”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新的苏区、创造新的红军，采取更积极的行动，调动敌人求得整个战略部署的变更，以在运动中消灭白军。

这种大转移的信号已经十分明显了——已经到了近乎泄密的程度了，可见指责“仓促出走”是多么不公。

8月31日，国民党军占领了广昌的驿前，至此，中央苏区的东线和北线完全被突破，西线、南线的战局，则更为困难……

9月，准备战略转移，前往湘鄂西，与红二军团以及先期出发的红六军团会合。

博古在拟定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干部名单时，军事方面的干部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其他方面未曾与闻。

为进行转移的各项准备，朱德、周恩来、王稼祥、项英等连续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出《为扩大红军的紧急动员令》等等。

9月间，周恩来和朱德曾主持与陈济棠的停战谈判。10月5日，派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去寻乌同陈的代表杨幼敏、黄质文、黄旭初谈判。达成五项决议：可以互借道路，为红军长征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做了准备。

10月初，中革委命令各军团在兴国、于都，瑞金等地集结，令地方部队接替主力防务。敌即占兴国、古龙冈、宁都、石城、长汀、会昌一线。

此时，中央决定成立以项英为书记的苏区中央分局和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留下的红十四师和地方部队一万六千余人（伤病员近二万人）坚持斗争。

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开始战略转移，向湘西进发。在此之前，周恩来曾先期赶赴于都选择行军路线，组织架桥。

10月11日，朱、周、王发布命令：决定将军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及直属队（干部团、工兵团、警卫部队）组成第一野战纵队共五千人，与主力红军组成野战军一同行动。叶剑英任司令员。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随司令部行动；毛泽东、洛甫、王稼祥编在一纵所属的中央队。

在此之前，中央将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后勤部门、总工会、青年团等单位组成第二野战纵队，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委。二纵队共约一万人。其中近五千人是刚入伍的新兵，负责运输机器设备。

周恩来非常理解博古的情绪。日以继夜的、多方面的准备，大到第七、第六军团的战略行动，以及战略转移后中央苏区的种种安排，小到西征路上妇女用的卫生纸、病号用的便盆，哪一点是无准备呢？战略转移几近一个“国家”的搬迁，连铅印厂都带着，哪一点像仓促逃跑？即使错了，败了，也不能任何污水都随意往他人身上泼！可是，周恩来不能助长博古和李德的愤愤不平，如果纠缠在个人功过是非里，那将影响大局。

周恩来记得克劳塞维茨说过：“在战略上一切都非常简单，但是并不因此就非常容易。”犹如围棋的落子，投下去是简单的，可是哪一步是对的，哪一步是错的，就很难说。即使在复盘总结时，也会争论不休。他对种种议论，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他认为目前去计较这些个人对错得失，是没有意义的，必须把目光集中在现实的决策上，他像挥开蚊蝇纷扰似地摆摆手说：“现在，不去想过去的是非为好，咱们还是看看二、六军团在什么地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