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民族的精神团结是总体战的基础（第2/8页）

世界大战爆发前，政府对这些人的活动视而不见，对人民在这些人的活动面前束手无策的情况无动于衷，然而这些人有些还组建了秘密团体，甚至隐藏于军队之中，由此而造成的精神团结的分裂早在世界大战爆发前即显现出来。

虽然军队有义务应对这一危险情况并重视其对未来作战的影响，但是实际上，军队对这一切也是充耳不闻。不过，造成军队充耳不闻是有原因的，因为，但凡指出导致民族分裂的真实原因和可怕后果并被现实证明，就会被扣上从事“政治活动”的罪名，而军人“从政”则是犯罪。

按道理，军队的精神本应该得到加强，虽然政府也为军队讲授一定的君主政体内容的课程（实际上做得很不够），但是，军队对政治生活却敬而远之，甚至远离政治，对政治漠不关心，大部分德国人也是这样。

由于当时民族生存的基础尚未深入人心，破坏分子的活动极容易进行。当时的肇事者应该对这种严重事态负责，而那些无视民族破坏分子的活动以及对此手足无措的政治家们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不过，破坏分子并未得逞，但他们没有成功的原因并非是政府的干预和军队的介入，而是由于人民精神的觉醒。

民族精神的觉醒让误入歧途的人民大众，在得知国家遭遇战争威胁时，积极响应国家的动员，挺身而出，为民族浴血奋战，而不是拒绝政府的动员，干扰政府动员活动。

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民族精神展现出来，一部分民众对战争做出的贡献和军队的战绩，在较长的时间内阻止了民族破坏分子的行动。但是，为了消灭他们所敌视的恶果，破坏分子利用了德国人民和军队的力量。

1917年，破坏分子的企图得逞后，他们便利用他们的破坏工具对民族的精神团结进行公开的破坏活动，诋毁人民所做的贡献，甚至将革命思想传播到军队当中，企图摧毁军队的抵抗力。

尽管我曾认为，在和平时期对军队进行广泛的爱国教育，可以避免军队精神遭到瓦解，但是只依靠这一手段显然是不够的，更何况组织这种授课对军官来说是陌生的，因为他们自己在政治和民族意识方面本身就不够坚定，精神瓦解所造成的影响势必日渐明显。

刚开始，我将这种现象的原因归咎于敌人的粮食禁运和宣传。虽然这些影响的确存在，但是实际上，影响更为巨大的是隐藏于民众之中的犹太民族和罗马教廷代表的活动，而他们的追随者甚至还藏匿在政界、经济界和有“世界观”的党派团体中。

最后，二者一唱一和，遥相呼应，变成敌人强有力的传声筒。难道我们不知道坎宁勋爵[4]早在1826年就曾说过，英国具有“艾俄罗斯的风袋”[5]？他说：“倘若参加战争的话，我们一定会将敌国那些所有不安分守己的人和不满分子，无论他们出身什么背景，都集中到我们的旗帜下。”

而德国的敌人就是根据这一原则，并按照超国家势力的进一步指示将其付诸行动。世界大战期间，由于人民大众不了解这种内在联系，只好任由这些破坏分子对好不容易取得的精神团结进行诽谤和咒骂。

对此，政府要么袖手旁观，要么束手无策。虽然我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是政府不但未就此向民众传达其处境的严重性，而且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所以，造成德国战败这样的结局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于是，民族精神彻底瓦解，民众的抵抗能力消耗殆尽。紧接着，军队也土崩瓦解，虽然有些部队在与敌作战中建立了赫赫功劳，但最终却功败垂成。结果，全民族被解除武装，成了犹太人、罗马教廷及敌国人民的附庸，任人摆布。

现在，我想进一步对俄国革命的经过做一番简单的论述。犹太人、共济会会员和罗马教廷通过被他们恐吓和欺骗的俄国人民中的各阶层——不管是不平则鸣的还是纯粹牢骚满腹的不满情绪，推翻了沙皇的统治，瓦解了俄国军队。在革命中，他们利用史无前例的流血和镇压将民族力量扼杀掉。但是，俄国革命最终沦落到犹太人的手中，任其宰割，而罗马教廷因为俄国革命发展趋势与自己的原先预期并不一致，所以，他们对这场革命采取了隔岸观火的态度。

奥匈帝国的革命则具有另一种特征，因为它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拉夫和捷克民族的力量也在这里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不过，如同普法战争中的法国，它也深受犹太人利用，被用来巩固其对虚有其表的被解放的人民的统治。

以上的事例都是重要的战争经验。我举这些例子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坎宁勋爵所说的“不满分子”在分裂民族精神团结和造成军队的溃败方面究竟会发挥多大的作用；军队拥有一个精神上团结一致、力量强大的民族作为靠山是多么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