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1915（第3/8页）

面对英法进攻的致命威胁，土耳其人还是决定采取一项关乎其命运的措施。在东部的凡城，亚美尼亚人发动起义，穆斯林城镇被摧毁并发生了大屠杀。刚好在英军登陆前，恩维尔和塔拉特命令把全国除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之外的所有亚美尼亚人驱逐出境，理由是他们不忠诚而且非常不可靠。在沙皇、俄属亚美尼亚大牧首和安纳托利亚几位知名的亚美尼亚人的呼吁下，战争后方最终发生了几次暴动，使得青年土耳其党人确信，他们必须孤注一掷，采取极端措施。历代的亚美尼亚人都被认为是“最忠诚的”少数派，甚至在1914年，土耳其政府还给了他们的领袖保罗·努巴尔一个职位（他拒绝了，理由是这不是他的土耳其同胞决定的）。土耳其人针对亚美尼亚人的策略，制造了许多超乎寻常的残忍事件，至少有70万亚美尼亚人被迫步行或被塞进火车前往叙利亚北部，在那里的集中营，许多人死于饥饿和疾病。沿途有大量证据能够证明确实存在着大屠杀。

4月25日，协约国部队在加利波利半岛西南端的5处海岸登陆，他们在人数上处于劣势（5个师对6个师），海军的火炮无法精准攻击掩蔽好的野战炮。登陆期间，英军损失惨重，登陆后他们又发现，登陆之处林木茂密，且是上坡段，地势艰难，伏卧在远处斜坡上的土耳其军人俯视着英军阵地，主宰着他们的命运。而澳新志愿军团进入了一处特别考验意志的地方——“澳新军团湾”——参战双方挖掘战壕并进行正面攻击。对于入侵者来说，即便是饮水也成了问题，因为不得不依靠士兵划着小船来供水，可每只小船装载的水量过少，而且通常又很容易遭到埋伏在斜坡上俯视着山下的土耳其军人射击。8月，英军在新补充了3个师之后，试图在澳新军团湾更北面的地方，沿着苏弗拉湾海岸再次登陆。尽管在一段时间里，英军没有遭遇到抵抗，但由于资深指挥官弗雷德里克·斯托普福德将军想要在确保军需物资都完全到位的情况下才继续前进，结果这次行动也遭到了失败，英军并没有更远地深入到内陆地区。土耳其军队非但没有崩溃，反倒展现出了非凡的韧性。在这次战斗中，一位年轻的指挥官凯末尔，即后来的阿塔图尔克，为自己在全国赢得了声誉。英国政府最终对整个登陆战役失去了信心，地中海远征军于1916年1月初被迫结束战斗，在指挥官非常专业的领导下实现了撤退[62]。加利波利战役造成英法联军和澳新军团约50万人的伤亡，其中主要是英国士兵。土耳其方面的伤亡人数约有25万人。在战争的这一时期，英军还遭遇过另外几次挫败。在1915年到1916年的冬天，由于世间罕见的低效，英军的一支远征军在前往巴格达的途中遭到围攻，于1916年春天在库特缴械投降。对德国人来说，到目前为止，奥斯曼帝国的参战带来了非常不错的战果。

德国人在其他地方的战绩也很好，这主要是因为，在真正的战争经济领域，英军的封锁给了德国人领先其他人的意志和方法。新指挥官（实际上在这次战争中，帝国的显要人物都只是名义上的总指挥，总部的参谋们才是真正的指挥者，正如将军们有时会骑着高头大马在公众中趾高气扬地行进，但如果遇到真正重要的事务需要完成，他们就会坐汽车了）埃里希·冯·法金汉将军是一位比小毛奇更会谋划的人。他意识到（也许这证明了歌德的名言“天才懂得知止不殆”）德国的实力不足以同时与3个大国进行较量。他还告诉德皇，如果说德国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没有输掉这次战争，那它实际上将会赢得这次战争。他的希望——这希望支配着他的行动——在于劝说俄国退出战争，重续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普俄伙伴关系。法金汉是一位俾斯麦主义者，和俾斯麦所说的一样，他不希望“把普鲁士这艘装备齐全的巡航舰捆绑在奥地利那艘破败的盖伦帆船上”。他也不喜欢奥匈帝国的人民，在他看来，轻浮的天主教徒，满脑子都是花哨的规矩（普鲁士近卫团中只有一名信奉天主教的军官，即弗朗茨·冯·帕彭，他在担任德国驻美国大使馆武官的时候，曾有组织地蓄意破坏美国经济，后来又令他名声大振的是，实际上是他选定了希特勒）。像俾斯麦一样，法金汉也认为德国永远不要与俄国断绝关系，因此，他与康拉德的关系，有时冷淡到他完全不把会极大影响到奥匈命运的重要决定告知康拉德。为发动攻击，他甚至要求他的联络官去偷偷查证克拉科夫北部铁路的运营能力，但只是在计划实施一周前，他才告诉他的盟友。在一个更加关键的问题上，法金汉和康拉德都以战争可能获胜为前提，在彼此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各自独立地筹划着对法国和意大利发动总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