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第3/5页）

大萧条为何会发生？这是20世纪最为重大的问题。“资本主义”（我们不得不这样称呼）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使西方世界沉浸在了高人一等的幻想当中，于是才产生了这些“临时拼凑的、华而不实的帝国”，这是杰克·加拉格尔（Jack Gallagher）在《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中所说的话。西方世界的成功原因之一是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说的“创造性破坏”的商业循环，即，懒惰和鲁莽的经营者经营不善，于是他们的财产便被更有活力的竞争者低价获得。例如，在19世纪70年代，意大利的银行对每一笔交易都进行严格的审查，放贷也极其小心。这种迟缓老旧的银行很快就被富有远见的德国犹太人所取代，他们在水电方面进行的长期投资也得到了非常多的收益。结果，竞争失败的一方就变得愤愤不平。到了1929年，形势更加恶化。美国人撤走了资金，导致德国马克大幅贬值，英镑紧随其后，国际贸易也暴跌2/3，法国经济的“负增长”甚至持续到了1938年。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虽然有人把它拿来与今天的经济危机（2012年）相比，但是二者的严重程度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在大萧条中，美国和德国的失业人数分别达到了2500万人和600万人。即便这一数字也是非常保守的，因为德国妇女的失业人数基本没有计入统计。直到德国开始重整军备后，失业问题才得以解决。所以，德国的知识分子发生左转一点儿也不奇怪。不过，经济危机实际上是战争债务所导致的结果。更常规地讲，它是由“一战”所导致的紧张、悲观的气氛所造成的。与此同时，美国还没有适应全球霸主的新角色，而且科技迅猛发展，导致机器大范围取代人工。不过，随之而来的大萧条实际上并不是“资本主义”所导致的，它仍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

大萧条把德国的议会政府赶下了台。魏玛时期的德国政权一直不够稳固，只能在大环境良好的时期存活，而且民主政权依赖党派间的联合。在1929年，一个由5个党派组成的政府开始了统治，但在第2年的3月就因为刚刚出现的经济滑坡而倒台。对此，右派的自由主义者们说，失业者应当为自己交纳更多的保险费，而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们却主张，这笔钱应当由雇主来交纳。就这样，小至0.25%的差别导致了政府的垮台。当然，问题其实不止这一点。随后的德国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在国民议会中占据多数，直到1933年1月，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时为止。在奥地利、波兰、罗马尼亚和希腊，独裁者和半独裁者次第上台。西班牙爆发内战，从1936年打到了1939年。西班牙元首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每天签发多达3000道死刑执行令。在莱茵河东岸，只有两个国家仍然可以算得上是文明国家，另一个是类似自由主义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法治国家捷克斯洛伐克，一个是保守的匈牙利。在后者那里，老派的贵族政治仍然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1922年，墨索里尼（Mussolini）为20世纪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进行了一系列成功的彩排。在1920年，意大利的经济已经崩溃，在随后的两年里，意大利经历了近乎独裁的统治。意大利的法西斯势力脱胎于战时的一个半军事化组织，很快就控制了意大利全境，并为希特勒树立了榜样。德国的法西斯统治也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到1936年，德国的失业人数已经下降到了100万。尽管与英国人相比，德国人的生活还相当清苦，但是德国的经济确实已经重新走上了发展的轨道，德国人也开始展现出强势的一面（大多数英国人都本能地厌恶这一点）。

不过，希特勒的上台实际上是权力真空的结果，它为希特勒提供了掌权的理由。战后秩序原本由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国际联盟来确定，但是它无力阻止德国再次表现出称霸的野心，这只是时间问题。问题在于，一个怎样的德国会称霸？欧洲需要一个体面的德国，然而法国绞尽脑汁地从中阻拦。在1931年，法国甚至拒绝与英国合作来维持德国经济的正常运行。最终，法国的愚蠢算盘逐一落空。德国的魏玛民主政治已经沦落到依靠总统的紧急法令维持统治的地步，国民议会已经完全失去了作用。象征国际金融与贸易秩序的金本位制导致了严重的通货紧缩，进而抑制了所有的经济活动，各国的中央银行却仍旧自信满满。德国人已经把自己与金本位制捆绑在了一起，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偿付《凡尔赛和约》所规定的赔款。德国开始重整军备，以便应对大规模的失业。为了应对德国的威胁，各国展开了一系列的行动。但是无论国际联盟、马奇诺防线，还是由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组成的军事联盟小协约国（不包括波兰）都无法阻止德国。而且，这些行动还有危险的一面，由于它们的存在，绥靖政策[6]反而更容易掩人耳目。对此，艾伦·约翰·珀西瓦尔·泰勒（A. J. P. Taylor）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一书的最初100多页中进行了极为精彩的描述。当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里，欧洲人仍然饱受“一战”痛苦记忆的困扰。在“一战”当中，法国被严重削弱，马奇诺防线实际上只守护了一个空壳。法国小说家路易–斐迪南·塞利纳（Louis-Ferdinand Céline）所写的《缓期死亡》（Death on the Installment Plan）对此进行了描写，可以算作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所写的《上来透口气》（Coming Up for Air）的苦难版本。问题在于，西方各国对希特勒的要求做出了让步，而在此前，对于魏玛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所提出的同样的要求，西方各国都表示了拒绝。为了推动德国复苏，希特勒意图从德国东侧扩大领土，以此来获得类似英美两国所拥有的经济腹地。他认识到，只要自己以武力威胁，并且称自己拥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西方各国就会做出让步，甚至还会鼓励他把矛头指向东方。于是，在斯拉夫人的代价之上[7]，希特勒开始建立起自己的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