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最后的华尔兹（第3/11页）

我穿梭在大纽约，如鱼得水，很快展现了出众的才华，熟练掌握了全套外汇业务，在黄金交易和外汇的研究上尤为突出。我常常在世界经济论坛上，用流利的英语发表国际金融业发展的观点，放大中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在该项业务中的国际声音，引起国内外同行越来越多的关注。在社交派对中，我经常用亚洲视角评论欧美文化；又假设欧美视角，发现和体恤亚太文化。每次，我做报告，不是从经济出发说经济，不是从金融出发论金融，我用文化视角，用文化判断，我有我独特的推论方法。我是生动的，独见的，我在世界艺术方面的学养，帮我建立起一种形象，不同于那些常见的玩弄金钱的势利面孔。这使我的沟通有了利器，我从中国人，甚至亚洲人这个领域的群体中脱颖而出，我也因此交到了许多欧美国家精英阶层的朋友。

应该说，在中国改革开放即将到来的时候，我的身上已经具备了可以与西方融会贯通的气质风度和学识水平。我正是中国下一步发展炙手可热的稀缺人才。当我与祖国一起迈进80年代时，一个锦绣灿烂的人生机遇大踏步向我走来。

2

从少年时代一直到中年，我都沉浸在奋斗与成功的亢奋中。我的高傲几乎从未让我低下头颅，去真诚寻觅一份属于心中的浪漫感情。

最近有一首流行的歌曲唱道，“就在那一瞬间，你就在我身边”，这句歌词我很喜欢，我难得喜欢流行歌曲，可这一句我真心喜欢，因为它唱出了我人生某一刻，又某一刻！我的两段情遇就是这样到来的，某一刻突然降临，毫无预见；某一刻又款款而来，如同冥冥。一点也没有我歌我咏中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坎坷。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回到了中国金融本部，我才三十四五岁的年纪，已经位居央企中层，成为体制内非常年轻的“正厅级干部”。我风华正茂，英气勃发，要在事业上大干一番。同时，我渴望的高雅爱情、浪漫知音也在35岁这一年姗姗来迟。

我跟一位老革命家的小儿子是好朋友。他是个非常文艺的人，用现在时髦的说法，叫作文艺范儿。他恐怕是中国人中少有的那种，对音乐痴迷的人，痴迷到不要任何东西，不工作，不操心未来，只沉湎于“音乐响起来，我心在澎湃”的那一刻。他有一个朋友圈子，他们经常在一起搞个派对，围绕音乐的派对。但其他人都是业余的，也都不固定。只有他一个人是固定的，大家就围绕他，时不时聚会一下，过一个快乐的周末什么的。

这个圈子很有意思，不断有新人加进来，朋友带朋友，朋友的朋友与朋友的朋友再成为朋友。后来我知道，这个圈子成就了好几对恋人，只有那哥们儿一直是孤家寡人，自始至终很热心地张罗着所有圈里的事，大家的音乐，大家的爱情，大家的纠纷，大家的婚姻，大家的，哈哈，埋单什么的，真是个好人啊。那哥们儿去世很早，核心没了，这个圈子也就没了，真的很可惜。80年代有许多有意思的事，有很多有意思的人。如果他活着，我不知道这样的人，会不会不能免俗，像许多他那种家庭背景的公子哥一样，在后来的30年迅速把自己做成亿万富翁？恐怕是的。这是一个时代的陨落，我们的记忆里留下的是那道闪亮的划痕。

有时候我甚至想，那哥们儿死得非常及时，他及时固化了老革命血统中的那种浪漫。所以，当我现在听到一些朋友在议论，官宦子弟如今都是富豪，这一类话题时，我会提及这个人。他们会竖起耳朵听。有一次，一个著名导演对我说，你把这个另类哥们儿的故事，写个小说吧，我们来做个电影吧，这很有意思啊。是的，有意思啊。但是，这哥们儿对我来说，意义更不同寻常，因为，就是通过他的这个圈子，通过音乐派对，我认识了我的前妻郝宁。

应该说，郝宁那次在我的人生中出场，给我的震撼是巨大的。

那天晚上大家跳舞跳得很欢。郝宁一直在一个角落里抽烟，并没有上场。我不知道为什么注意到她，注意到这个抽烟的沉静女孩。我记得当时的情境是，我感觉到一束光从她坐的角落闪现出来，一直跟随着我的脚步，那就是她的目光吧，一种异样的目光。后来我走过去，自我介绍，邀请她跳一曲。她就笑眯眯地站起来，跟我跳了一曲《多瑙河之波》。跳舞的时候，她告诉我，她并不喜欢这种快节奏的华尔兹，她更喜欢波士顿慢华尔兹，激情隐逸在舒缓、优雅之中，有一种持久的张力。她说她和朋友们把《蓝色多瑙河》舞曲，进行改编，搞出了快、中、慢三个节奏的舞曲，不同的人喜欢不同的节奏，各取所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