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致命把柄（第10/14页）

王文达接到弟弟王文忠的电话后，非常激动地说，没关系的，只要能认出他是谁就行了。王文达一边等着弟弟来送带子，一边高兴地想，太好了，这桩黑色的交易总算慢慢得以了结了，等将来彻底解脱出来后，再也不做这种下三烂事儿了。说实在的，自从他当上副局长后，想法与没有当上副局长之前截然不同了。那时，他只想着能用这点破事儿交换上一个副局长位子实在太好了，可是当上后，才觉得这其中的风险也很大，两边都是领导，都是大人物，不免有些患得患失，更重要的是心理无法承受。

王文忠送过带子走了后，王文达才认真看了起来。当看到幽暗的楼道里突然闪开了一道光亮，那个他日夜思念的美人儿出现在门口时，他的心还是感到一阵强烈的刺痛。那种痛，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相爱又得不到的酸楚，是自卑与妒忌两种心理交织在一起的心痛。看完后，他却突然矛盾了起来，如果就这样交出去，钟晶晶无疑成了这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这将会给她带来多大的伤害？甚至会毁了她的一生。我这样是不是有些太残忍了？如果权力斗争再进一步扩大化，把自己卷进去又怎么办？鹿死谁手现在还尚无定论，倘若他们扳不倒苏一玮，让苏一玮知道了始作俑者是他，那不是自找残废？搞不好丢了官，还要把你搞得声名狼藉，成了不齿于人类的臭狗屎。如果不交出去，杨明山这边肯定也不会饶了他，他的一切都是由他们操纵着，杨明山不仅掌握了你出资买官的第一手材料，而且还掌握了你交送的第一盘录像带。如果哪天他看你无用，抛出捏在手中的把柄，你也死定了。

王文达真是为难了。不做小人，当不了大人；要想当大人，就得先做小人。可是，这小人也实在太难做了，这不仅需要龌龊的心理素质和卑鄙肮脏的灵魂，更主要的还得心狠手辣。有时他也为自己的行为寻找理由，如果这样的事放到西方社会，他是在野党的一员，他对在朝者进行这样的监控不但合理，还会得到公众舆论的支持，没有人会说他是下三烂，更没有人指责他这一行为卑鄙无耻肮脏龌龊。可是，在中国就不同了，如果真的曝光了，人们在谈论曝光对象的同时，肯定会指责曝光者的下流与龌龊，因为这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所不容的小人心理，是人们习惯中指责鄙夷的对象。如果站在民主监督的角度，能不能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一些理由呢？现在各级组织都在全体党员干部中开展八荣八耻的教育，并对领导干部包养情人等丑恶现象做出了处罚决定。武汉市委书记苗圩就提出领导干部包二奶，一律撤职，开除党籍的建议。在大家的一片叫好声里，问题的另一方面同时也呈现了出来，比如领导干部包养了二奶，你怎么知道？任何一位包养二奶的领导都非常谨慎，也很私密，决不会公然声称他包养二奶，你要搞清楚，不跟踪，不录像，不做些私底下的工作，就无法拿出证据来。

当然，一旦涉及到取证、录像、跟踪、监控这一层面，都是别的问题暴露后被司法机关立案了才去实施的，因而，这一行为本身也就成了司法行为，绝非私人行为。问题的关键也就出在这里，在没有立案之前需要不需要这样的监督？或者说，作为公民，有没有这样的监督权力？如果擅自监控别人是卑鄙龌龊的行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不正当行为监控是不是合理的？这里面就牵扯到了公民的社会道德观、党内民主监督机制等问题了。

王文达越想越困惑，这也许不是他能够说清楚的，而是那些社会学者、法律学者们探讨的话题，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先把录像带放一放，不要急于拿出去。

那盘录像带在家里静静地放了两天，王文达也认真思考了两天。两利相衡取其大，两弊相衡取其小。在利弊的取舍中，他终于克服矛盾心理，趋向了利大弊小的这一边，决定抽个空把它交给杨明山算了，免得两头都不是人。所以，当杨明山的电话一来，他便高兴地答应了要见他，并且打算见面后，就把这件事儿告诉他，要是能应付过去固然好，要是应付不过去再说应付不了的话。

权谋操盘手

这几天苏一玮的工作非常忙，公车改革和安居工程两个轮子都启动了，公车改革这一块让副市长刘东阳负责，他只是听听汇报，做点指示，有刘东阳独当一面，他没有不放心的。安居工程这方面他专门成立了一个安居工程办公室，把建委副主任李建设抽调出来具体负责。其实，这项工作本来直接交给建委具体承办就是了，问题是，他打算把这个项目交给冯副书记亲戚承建，就得对建委主任白金本有所回避，不能让他知道得太多，否则，具体操作起来就有可能出偏差。这当然又牵扯到了干部的使用问题，要是用自己信得过的人，就无须防备什么，更不用担心背后有人捅刀子，不然，你总有点提心吊胆。为干部调整问题，他又找过关天宇。关天宇表面上答应支持，但就是迟迟不上会，他不知道是关天宇的问题，还是卫国华在其中作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