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 声（第2/3页）

　　还有一些严谨的学者，他们不属于某个学派，但其超史研究的成果还是很有价值的。比如Ａ·Ｇ·霍普金斯，其著作《班级社会》对孩子世界的政体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这本巨著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攻击，但大多是出于意识形态原因而不是学术原因，考虑到本书所涉及的领域，这也不足为奇；山中惠子的《自己成长》和林明珠的《寒夜烛光》，是两部超元教育史，虽然其中的情感因素都重了些，但仍不失其全面客观的史料价值；曾雨林的巨著《重新歌唱》，以一种严谨而不失诗意的手法系统地研究了孩子世界的艺术，这也是超史研究中少有的既在学术界叫好又在媒体叫座的著作……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的价值还需经时间考验，但他们的研究本身是严肃的，至少没有出现过像《大如果》这样的东西……

　　“一提到我导师，你总是不能冷静。”在旁边看着我写字的弗伦娜说。

　　我能冷静吗？她刘静冷静了吗？我这本书还没出，她就在媒体上冷嘲热讽，说它“小说不像小说，纪实不像纪实，历史不像历史，不伦不类”。这种用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的行径，对超史研究中已经不太纯净的学术空气肯定不会有什么好的影响。

　　我这么写也是出于无奈。历史研究的前提是必须让历史冷却下来，超元这三十多年的历史冷却下来了吗？没有。我们都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超新星爆发时的恐惧、公元钟熄灭时的孤独、糖城时代的迷茫、超新星战争的惨烈，这一切都在我们的脑海中烙下深深的烙印。在移居到这里之前，我家住在一条铁路旁，那时我每天晚上都被一个相同的噩梦折磨着，在梦中我在黑色的原野上奔跑，天地间响着一种可怖的声音，像洪水、像地震、像大群的巨兽在吼叫，像空中的核弹在轰鸣。有一天深夜，我终于从噩梦中惊醒，猛地砸开窗子，外面没有星星没有月亮，在玫瑰星云照耀的大地上，缓缓行驶着一列夜行列车……在这种状态下能从理论层面上研究历史吗？不能，我们缺少理论研究所必需的冷静和疏离，对超元初历史的理论研究需要等它与研究者拉开一段距离才能正常进行，这也许是下一代的事了。对于我们这一代的超史研究者，只能把历史用白描方式写下来，给后人留下一份从历史亲历者和历史研究者两个角度对超元初历史的记录，我觉得现在在超元史学中能做的也仅此而已了。

　　但这并不容易。我最初的设想是从一个普通人的视角去写，对国家高层和世界进程用文摘插入的方式，这样写就更像小说了。但我是一名史学研究者，不是文字家，我的文学水平还不足以做到从一滴水见大海，所以就反其道而行之，直接描写国家高层，而把普通人的经历细节用文摘插入表现。当年的孩子领导人现在大多已离开了他们的岗位，这使他们有很多时间接受我的采访，这就写成了现在刘静博士所说的“不伦不类”的书。

　　“爸爸爸爸，快出来呀，外面凉快下来了！”晶晶敲着窗玻璃喊，他的小脸儿紧贴在玻璃上，把小鼻子都挤扁了。我看到远处那些孤立的奇峰在红色沙漠上投出了长长的影子，太阳要落了，当然凉下来了。

　　但我毕竟是一个史学家，还是忍不住要做自己该做的事。现在对超史的研究集中在对几个关键问题的争论上，这种争论还扩散到媒体上，越炒越热，而严肃的超史研究者们对此发表的意见反而比一般人少，我借此机会把自己对超史研究中的几个热点问题的看法说一下。

　　一、超新星纪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两个极端的看法，其一认为自超新星爆发时就开始了，其理由是宇宙的标志是纪元开始最权威的标志。这显然站不住脚，人类的历法的标志是宇宙的，但纪元标志只能是历史的；其二认为超新星战争开始时才是真正的超元初，这同样说不过去，因为战争之前，历史的进程早已越出了公元模式。我认为比较合理的新纪元开始时间应该是公元钟熄灭，有人会反对说那时的历史还是公元模式的。但历史总是有其惯性，你总不能说耶稣诞生时全世界的人都是基督徒了。公元钟这个标志无论在历史意义上还是在哲学意义上，都有其十分深刻的含义。

　　二、关于公元末各国用模拟国家的方式挑选孩子国家领导人的成功与失败，特别是它的合法性。对这个问题我不想多说，即使是现在，那些认为这种方式不可接受的人也没有提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更别说在那个每个国家都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的时刻了。现在的史学界充满了这号自以为是的人，让他们认识自己的最好方法就是到架在两座高楼间的铁轨上去走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