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行列车（二则）（第3/8页）

姓王的大叔没有理我们，一个人靠着窗户翻车上的铁路杂志。

静了一会儿，男孩又开口了。

“您卖什么宝石啊，”他问大叔。

“什么都卖，红宝石和翡翠，还有祖母绿什么的。”

“啊，我喜欢祖母绿。”我说。

姓李的大叔笑笑，转而问我：“你家在南开什么地方啊？”

“天津大学那边。”

“哦。家里是天大的？”

“不是，就是住那边。”我说，“天津人来南方做生意的还挺少的吧。”

“嗯，不多。”他说。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跑云南的？”

“零零年吧。下岗之后。”

“哦，跟我爸妈差不多。”

“是吗，他们也下岗了？”

“嗯，”我犹豫了一下说，“后来他们就卖煎饼来着。”

大叔点点头，没有继续问。话题有点闷，适宜换一个。我于是开始问男孩他们那边中学管得严不严。这个话题迅速引起了男孩的兴趣，他开始给我讲他们上课的情景，老师怎样管学生，他们怎样逃课去玩，学校后山的小溪里有什么好玩的植物。男孩说话很生动。他长得黑黑的，小眼睛，但是说起话来眼睛闪闪发光，一会儿大一会儿小，像某种活泼的动物。他的头发剪得短短的，贴着头顶一层，人虽然瘦，但却显得虎头虎脑。

很快就熄灯了。夜行列车，上车正是睡觉时间。我起身洗漱，然后和衣睡下。包厢里很快安静下来。男孩比我睡得更快，我睡着的时候，已经听到他安稳而规律的低低的鼾声。夜慢慢深了。

现在想想，我开始惊讶那夜我为什么睡得如此安稳，什么都没有感觉。软卧的床很舒服，包厢的门关着室内很黑，我一向习惯在火车上安眠，那一天旅途又十分劳顿。这些都是理由，但都不完全是。我想我还是非常安心，那一天，我没有感觉到任何让人不安的地方，对周围的一切都没有多想。这是我安眠的最重要理由，因为我没有担忧，也没有提防。

那一次去云南，我玩得很好。路上遇到的人多半都热情而诚实。从丽江去大理的长途车上，我睡着了，手机滑到地上，没有发觉。到大理下了车找不到手机，心里顿时一凉。跑回长途车站，发现车子已经返程回丽江了。抱着万分之一的希望打听了司机的手机号，心里几乎不敢期待。电话通了，出乎我意料，司机立刻说是的，有人捡到了。第二天下午同一班车，司机帮我送到大理。我试图感谢，司机挥挥手走了。

当我回忆起这些事情，我发现我在外面曾经遇到过如此多的隐形的危机。我总是不知所以然地闯过各种危险，却又总在最后安然无恙，一些东西失而复得，一些人经过身边又擦过去了，一些地带走过去又平安地穿了出来，就像昆明郊外我独自走过的那片田垄。回想起来，这是我的运气，但不完全是运气。在我独自上路之前我不曾想过会是这样。这个世道并不像我起初想象的那样安全，但也不像很多人试图告诉我的那样危险。

那一夜我睡得很安稳，似乎没有做梦，一直沉沉地穿过夜的大陆，穿过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穿过莽撞奔跑的肆意年华。在我的想象中，那一夜应有呼啸的风。我甚至想象那一夜如果我没有睡着，一夜醒着失眠会是怎样。火车在深夜在山洞里穿入穿出，所有包厢都关着门，连走廊都是黑的。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阳光明媚，我坐在包厢外的小桌旁看书。

我好奇地看着从另一个车厢走进来的人。他们的着装非常扎眼，车厢里的所有人都看着他们。他们穿着制服，淡蓝色的短袖制服，肩膀上有我看不懂的图案。他们从一个包厢走到另一个包厢，熟练而惯例性地扫过每一个包厢，看他们想看的，找他们想找的。从一个包厢到下一个包厢，每一个进去一会儿又出来，就像一阵冷冽的风，吹过的地方一片杂散、睡意全无。他们不说他们的来意，然而谁都能猜出模糊轮廓。他们迅速、寂静、忙碌，带着一种无以名状的紧张感，一步一步向我走过来。

我的包厢门忽然开了一下，姓李的大叔探出头来，看了看，又把门关上了。他们开始起床穿衣服了。

“身份证。”穿制服的人终于走到我面前了。

我掏出随身的钱包，掏出身份证和学生证给他。

“这是查什么？”我问。

“例行检查。”那人说。

他低头看了看，就还给了我。“名校生啊，”他说，“你住这包厢？”

我点点头。他开始敲门。其他三四个人都站在他身后，一言不发地等着。敲了一会儿，门开了。

接下来的过程漫长而混乱，我看着他们进了我的包厢，例行公事，然后再没有出来。我看着他们简短严肃地要求看每个人的身份证，但是看完不作罢，还要看行李。我看到他们在我的床上坐了下来，三个人坐成一排，对面坐着两个大叔。我看到我上铺的男孩被他们忽略了，一脸茫然地看着，想出来却又不被允许。我看到另外两个人一左一右守在包厢门口，就站在我身旁，还不时意味深长地朝我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