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六章（第3/21页）
我不时去看他，他的生活方式与众不同。在特维尔林荫道的一幢大房子里，他只住一间小房间，还有一间实验室。他的老母亲住另一间小房间，与他隔一条走廊。其余的屋子都空关着，保持着他父亲迁往彼得堡时的样子，丝毫未动。发黑的枝形大烛台，式样古怪的家具，各种古玩，仿佛彼得大帝从阿姆斯特丹买来的那种壁钟，仿佛来自斯坦尼斯拉夫·列琴斯基19府上的安乐椅，没有画的镜框，面朝墙壁反挂的画——这一切都随便放着，摆满了三间不生火、不点灯的大客厅。在前厅里，仆人平常就是弹托尔班琴20和吸烟（而以前他们在这儿是连呼吸和祈祷都不敢的）。一个仆人点了蜡烛，送我走过这“兵器陈列馆”21时，每次总提醒我，不要脱外套，客厅中非常冷。那些带角的奇形怪状的杂物上面盖着厚厚一层灰尘，反映在奇巧精致的大镜子中，随着烛光移动。地上，包装时留下的干草，剪剩的纸屑和绳子，都原封不动地到处躺着。
沿着这些房间过去，最后终于出现了一扇挂着毯子的门，门内是炉火烧得通红的书房。化学家就在这里，穿了油污的灰鼠皮袍，从不外出，周围堆满了书，玻璃瓶，曲颈瓶，坩埚，各种仪器。这里现在是谢瓦利埃22的显微镜的天下，空气中还有一股氯气的臭味；几年来这儿一直进行着骇人的、令人不安的试验。但从前我就出生在这间书房中——我的父亲回国之后，弟兄失和之前，曾在这里寄居过几个月。我的妻也是1817年生在这幢房子里的23。两年后，化学家卖掉了它，但我仍来过几次，参加斯维尔别耶夫24的晚会，进行泛斯拉夫主义的辩论，对从不发脾气的霍米亚科夫25大发脾气。房屋翻修过了，但大门，过道，楼梯，前厅等等仍照旧，这间小小的书房也没有变动。
化学家的日常起居更为简单，特别是夏天，这时他母亲去了莫斯科乡下，把厨师也带走了。他的听差在四点钟端了咖啡壶进来，把浓汤在壶里加水冲淡一些，放在各种毒药旁边的化学炉上煮开；然后又从小饭店买来半只松鸡和面包；这就构成了他的正餐。饭后，听差洗干净咖啡壶，让它继续执行它的天然使命。到了晚上，听差又进来把沙发上的一大堆书搬开，把父亲传给他的一张虎皮取下，铺上床单，放上枕头和被子，这样，书房就轻而易举变成了卧室，正如它兼作厨房和餐厅一样。
从我们认识开始，化学家就看到，我是真心想读书的，于是劝我抛弃“空洞的”文学，“危险而徒劳无益的”政治，研究自然科学。他给我看居维叶26关于地质变化的演讲，德-康多尔27的《植物形态学》。看到阅读对我有效，他就向我推荐他收藏的那一大堆宝贝，那些仪器和植物标本，甚至表示愿意给我当入门的向导。一讲到他的专长，他就滔滔不绝，学问渊博，谈笑风生，甚至变得很可爱，但这是猴子也办得到的。从石块到猩猩，他都有兴趣，超出这范围，他就不愿过问了，特别是哲学，他认为只是一堆废话。他既不是保守派，也不落后，只是对人不信任；他相信，利己主义是一切行动的唯一基础，它之受到遏制在一些人仅仅由于精神混乱，在另一些人则是由于愚昧无知。
他的唯物主义使我十分反感。我们父辈那种肤浅而胆怯的半伏尔泰主义，与化学家的唯物主义不能相提并论。他的观点是冷静、彻底、全面的，它使我想起拉朗德28对拿破仑的著名回答。拿破仑对他说：“康德接受关于上帝的假设。”天文学家当即反驳道：“陛下，在我的研究中，我永远不需要这个假设。”
化学家的无神论已超出神学的范围。他认为若弗鲁瓦·圣蒂莱尔29是神秘主义者，奥凯恩30则干脆是神经病。我父亲曾以藐视的态度丢下卡拉姆津的《通史》，他也以同样的轻蔑合上了自然哲学家的著作，说道：“这些人自己想出了最初的原因，神的力量，后来却因无处寻找它们，无法理解它们，感到迷惑不解。”这是在另一个时代、另一种教育中培养出来的我父亲的另一版本。
在一切生活问题上，他的观点更加枯燥乏味。他认为，人与野兽相同，对善恶不负多大责任；一切都是机体的作用，环境的作用，总之，是神经系统的构造问题，而人们对它的期望往往超过了它所能给予的。他不喜欢家庭生活，谈到结婚就害怕，还天真地招认，他活了三十来岁，从未爱过一个女人。然而这位冷若冰霜的人身上却存在着一股小小的暖流，这从他对老母亲的态度可以看到。他们同样受过父亲不少折磨，灾难把他们牢牢拴在一起。他对她关怀得无微不至，令人感动，尽量要让她安静地度过孤独多病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