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二年五月，巴黎（第9/88页）

“我会先去冬赛馆，”班贝尔说，“实地考察一下。”

约书亚冷笑了一下：“冬赛馆早就不在了，一九五九年就被拆掉了。”

“原址在哪儿？”我窃喜，原来我并非唯一摸不清楚状况的人。

回答的自然又是亚历山德拉：“乐拉敦街，在第十五区。”

“我们还是可以去一趟的。”我看着班贝尔说，“也许住在那条街上的人还能记得当年发生过什么。”

约书亚抬了抬肩。

“你可以去一趟。”他说，“但我觉得你不会找到什么人愿意和你谈论这个。我说过了，法国人天性敏感，何况这又是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别忘了，当初逮捕了那些犹太家庭的是法国警察，而不是德国纳粹。”

约书亚的话落到我耳朵里，让我忽然意识到我对于一九四二年七月发生了什么几乎一无所知。哪怕在波士顿的时候，我在课堂上也不曾了解过。自从我二十五年前来到巴黎，我也很少读到相关的著作。这就像个秘密，一个埋葬在历史深处的秘密，所有人都不愿提及。现在，我已经急于想到电脑前，在网上搜寻相关的资料了。

会议一结束，我就回到了我的办公桌前。从我的隔间里，可以俯瞰外面马尔伯夫街的繁华。隔间虽然狭窄，但我也习惯了，并没有什么不好。在家中，我没有地方写作，伯特兰答应过我在新的公寓会给我单独开辟一个房间，一个专门属于我的办公室，这简直美好到让我不可置信。恐怕我还得好些时间才能好好享受这般奢华。

我打开电脑，连上网络，在谷歌搜索引擎中输入“冬季自行车竞赛馆拘捕事件”，接着就显示了大量的搜索结果，大部分是法文，其中不乏详尽的说明。

整个下午，我都在阅读、存储资料，搜寻着和占领期间以及拘捕事件有关的著作。我发现很多书早已绝版，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难道就没有人想阅读有关“冬赛馆事件”的书吗？难道就没有人在乎了吗？我拨打了很多书店的电话，得知这些书都不好找。“尽量帮忙找找吧。”我请求道。

关上电脑后，我已是筋疲力尽，双眼酸涩。一想到下午没收集到资料，我的心情便有些低落。

那一年，有超过四千名两岁到十二岁的孩子被拘禁在冬季自行车竞赛馆里。他们大多数是出生在法国的法国公民。

但他们没有一个活着走出奥斯维辛集中营。

那一天漫长得犹如没有尽头。女孩依偎在妈妈身边，看着周围的那些人逐渐失去理智。这里没有水，没有食物，燥热难耐，空气里弥漫着灰尘，让女孩的眼睛和喉咙很不舒服。

运动场的那扇大门已经关上了，每一面墙边都站着一个表情阴沉的警察，手里的枪支是无言的威胁。除了坐在此处等待，他们哪里都不能去，什么都不能做。他们在等待什么呢？什么样的结局会降临在他们、她的家庭乃至这群人的身上？

她和爸爸一起来到体育场另一头寻找卫生间，一阵恶臭便扑面而来。厕所数量不多，供不应求，而且很快就出故障了。女孩只能蹲在墙边小解，她得双手捂住口鼻才能忍住恶心作呕的感觉。人们虽然羞耻，但也只能像挫败的动物一般随地蹲在地上排泄。一个端庄的老年女士蹲在她丈夫的外套后面，另一个女人被吓得喘着粗气，用手捂住口鼻，还不得不摇着头。

女孩跟着爸爸，挣扎着穿过密集的人群才回到妈妈身边。运动场的观众席上堆满了包裹、袋子、床垫，还有婴儿床，满眼都是黑压压的人潮。她不禁想着，这里到底挤了多少人？孩子们在走道上奔跑，身上衣衫脏乱不堪，吵着讨水喝。一个又热又渴的女人在放声嘶喊着，她要死了，她现在就要死了。一个老人忽然倒在了满是灰尘的地上，扭曲痉挛的脸上开始泛蓝，但没有人肯扶他。

女孩在妈妈身旁坐下，妈妈沉默着，一言不发。女孩牵起妈妈的手，轻轻地揉捏着，妈妈却没有任何反应。爸爸站了起来，为了他的妻女向警察讨要一些水喝，警察却草率地说现在一滴水也没有。爸爸说此刻太糟心了，他们不能被当作禽兽对待。警察转身离开了。

女孩又看到了里昂，刚刚在车库里她看到过他。他穿梭在人群之中，盯着运动场的大门。她察觉到他并没有戴着黄色的星星，它们被摘掉了。她站起来跑向他。里昂的脸上很脏，左边脸颊和锁骨上都残留着瘀青。女孩不知道此刻自己是否也是狼狈而又疲倦的模样。

“我要离开这里。”里昂悄声说，“我爸妈叫我走，现在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