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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什么时候杰斯特才回家？他从没对这孩子严厉过。没错，在餐厅的壁炉架上有一个桃木鞭子插在一个花瓶里，但是他从来没在杰斯特身上用过。有一次强尼切面包的时候把面包扔向仆人和他的父母，法官气坏了，拿起那根桃木鞭子，把年幼的儿子拖进书房，在家里人一片大呼小叫声中，给儿子裸露、跳着的腿上抽了两三鞭子。自那以后，鞭子就再没动过，一直放在壁炉上的花瓶里，阴森森的。但《圣经》里说过“不忍用杖打孩子的是溺爱他[47]”。如果他自己多用几次这鞭子，是不是强尼会仍然活在世上？他并不十分相信，但也真想知道。强尼就是太有激情了，但并不是他能一眼就看得出来的那种激情——那是一种军人的激情，一种南方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女人反抗黑人和外来入侵者的激情——反正这种激情让他和其他米兰人看上去是很奇怪的一种情绪。

就像一支单调冗长的曲子一直在发烧的脑子里转悠，这件事法官挥之不去。他在床上翻动庞大的身躯，辗转反侧无法入睡。杰斯特什么时候回来？都这么晚了。但当他打开灯看时间，还不到九点。那么杰斯特出去还不算太晚。在壁炉台钟的左边放着强尼的照片。强尼那张年轻的脸上充满活力，又带着迷茫，此时在灯光下似乎像盛开的鲜花。强尼的左下巴那里有一块胎记，这点小缺陷更衬出他的英俊。当法官意识到这点时，他的心更是几乎要碎了。

虽然每次看到强尼这块胎记法官心头都会有悲痛袭来，但他仍然无法为儿子落泪。在他的情绪里仍怀着一股怨恨——这种怨恨因为杰斯特的出生有所减弱，随着时间也变得柔和了许多，但是仍然存在，而且会一直存在下去。这就好像儿子欺骗了他，剥夺了他的亲情，那种温情和不忠像贼一样偷走了他的心。如果强尼是由于其他原因而死，比如死于癌症或者白血病之类的——法官对马龙的病情知道得其实比他说出来的还多——那么他就会悲伤得非常纯粹，也会大哭一场。但是自杀就像一种故意的泄愤行为，法官是憎恶的。照片上强尼淡淡的微笑和那块小小的胎记映衬着他发光的脸。法官把被他自己睡得乱七八糟的被子叠好，然后艰难地从床上坐起来，用右手平衡身子，慢慢走到壁炉旁。他把强尼的照片从墙上取下来放进一个衣橱抽屉，然后又慢慢回到床上躺下。

圣诞节的钟声敲响了。而对法官来说，圣诞节是一个最悲伤的日子。那些快乐的钟声，对世界宣告的喜乐……对他是那么悲哀，让他倍感被丢弃和孤单。一道闪电划破黑暗的夜空，要下大雨了吗？即使强尼是被闪电击中的也好。但死亡可不是他能选择的。无论生还是死，人都无法选择。只有自杀可以选择，那是一种对短暂生命的蔑视，走向虚空又虚空的坟墓。又是一道闪电，接着是隆隆的雷声。

的确，他几乎没用过那根桃木鞭子。但是当强尼还是个少年的时候他劝诫过他。法官担心强尼会去仰慕布尔什维克主义，仰慕撒母耳·雷柏维兹[48]或者那些激进主义。他总安慰自己说强尼还年轻，还是佐治亚大学橄榄球队打四分卫的球员，那种年轻人的狂热和不着边际的想法会很快在面对现实的时候消退。没错，强尼的青年时代和法官自己的不同，法官年轻的时候热衷的是华尔兹，唱歌跳舞，他在花枝城风流倜傥，向蜜西小姐求爱并获得了她的芳心。他只能对自己说这“南边的卡西乌有着消瘦和饥饿的目光，他心机太重，这种人是危险的[49]”——但是他也并没有想太多，因为他再怎么胡乱做美梦，也不会想到强尼会牵扯到什么危险中去。

当强尼进入律师事务所的第一年，他曾大声告诉儿子：“强尼，我常常注意到，一个人如果和注定失败的人牵扯太多，那他就很容易自己倒霉。”

强尼只是耸耸肩膀。

“我刚开始实习的时候，是一个穷小子。不像你生在富裕的家庭。”他看到强尼不自在的表情在脸上掠过，但他还是继续说下去，“我一开始就避开那种在法庭上施舍给穷律师的小案子，我的业务逐渐多起来，不久就可以为一些有很大经济回馈的案子辩护了。经济利益和政治声望总是我首要考虑的条件。”

“我不是那样的律师。”强尼说。

“我不是要劝你模仿我，”法官违心地说，“有一件事很重要——我从不接受欺骗的案子。我知道一个客户撒谎的案子，我就绝对不会插手。我对这个有第六感。记得那个杀了妻子的人吗，在一个乡村高尔夫球场，他用一个5号铁头球杆把妻子打死的案子？这个案子费用很可观，但是我拒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