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有趣的自述（第3/7页）

没有一个学校愿意要一个经常晕倒在讲台上的教师。这样，我成了一个分配不出去的教师，一个丧失工作能力的人，一个不为社会所需要的人。

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一页。

在绝望中，我走上了文学之路。

这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文学才能，只是因为我不能上班，又不甘心沉沦，总得干些什么事。不能坚持八小时工作，那么四小时，三小时，只要还活着，我就得有所作为，就得对社会尽自己的一份义务。

那时候，搞文学创作，讲的是“为工农兵服务”，对于我这样一个知识分子来说，除了“深入工农兵”之外，不可能有别的出路。在工农兵当中，我选择了农民。比较起来，农民对我不算太陌生。这同我幼年有很长一段时间生活在农村，不能说是没有关系的。

一九六三年秋，我把两个孩子送到上海的亲戚家里，告别了丈夫，只身来到山西汾阳县万年青公社贾家庄大队。六十年代中期，贯彻调整方针，农村在复苏。农家的小院里又有了猪，有了羊，有了鸡，农民的脸上又有了笑容。我生活在善良的农民中间。每天扛起锄头，同我的房东一起，日出而作，日没而息。工余之暇，我给农民画画，也给农民当教员，教他们学文化，我成了他们中的一员。这使我精神非常愉快，得到极大的宽慰。我在城里几乎被人遗弃，在农村却结识了很多朋友。我几乎忘记了自己是来“深入生活”为了写小说什么的。我一个字也没写。但是，我的这些农民朋友，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音容笑貌，却铭刻在我心里，后来又一一再现在我的小说里。这年冬天，开始“四清”。工作队进村，我作为一名国家干部，又了解村里的不少情况，被动员参加“四清”工作队。但是，作为农民的朋友，我又不愿意干伤害朋友的事情。这不是什么“仗义行为”，而是因为我对那些老实、忠厚，有时也玩弄一些小小的计谋以应付上级领导各种命令的农民和基层干部，从心里深表同情。左右为难，我只好一走了之。

回到北京，我写了两个农村题材的多幕话剧。一个题名《万年青》，一个题名《今儿选队长》。我给剧院送去过，也给《剧本》月刊投寄过。我得到了鼓励：“有生活气息”，“语言很好”，“有的人物很鲜明”，“有的戏很精彩”，但是，“整个剧本还不成熟”。对于一个初学写作的人来说，这就是很高的奖赏了。它坚定了我走创作之路的决心。但是，怎样才能使整个剧本成熟起来呢？我感到茫然。

在这里，我要感谢戏剧家李之华同志，他看了我的这两个剧本，给我提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并且允许我去旁听他在中央戏剧学院的讲课，使我多少懂得了一些戏剧规律。

我的第三个剧本是《焦裕禄在兰考》。这个剧本送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后来准备恢复戏剧演出，北京人艺组织了戏组，准备排这个戏。我和导演、演员一起到河南兰考体验生活。我满以为这个剧本可以同观众见面了，结果又吹了。

接连三次失败，使我对剧本创作失去了信心。我同剧组的同志一起去体验农民的生活，同时也体验到剧组的生活。我开始明白了一点儿：一个剧本从剧本组通过、导演通过，剧院领导通过，再到上级领导通过，有层层关卡。没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本领，怎干得了这个差事！

这样，我退下阵来。

但是，我并没有灰心。既然我的语言还有某些可取之处，笔下的人物还有某些可信之处，并且还能传递出某些生活气息，我为什么非在话剧这棵树上吊死呢？为什么不让我的人物，我的语言出现在小说里？小说不也需要生活气息，需要戏剧性的情节吗？于是，我开始写小说。

当然，这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事情了。

六

“文化大革命”中，我是个“逍遥派”。

这并不是因为我一开始就反对“文化大革命”，而只是因为别人或者“停课闹革命”，或者“就地闹革命”，我是教育局的编外人员，没有所在单位，没地儿“闹革命”。

然而，“逍遥”也不那么容易。后来，我们这些由于各种不同原因列入编外的人员，同“旧北京市委”的干部，一起被打发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样，我又来到农村。同上回去农村不同的是：上次是去山西，这次落脚在京郊通县。上次是通过“后门”，请了病假，拿着劳保工资，自筹路费；这次是通过正门，拿着全部工资，路费可以报销。对我来说，有这样优惠的条件去“体验生活”，是不幸中之大幸。

当时，除了每个月放四天假，回城料理家务，对于什么时候能结束这种放逐的生活，是不能想，也不敢想的。不过，我还算安心，因为它毕竟使我又有机会来到农民身边。我同他们一起插秧、割麦、喂猪，寒冬腊月去挖河；也同他们一起偷懒，一起糊弄上面的各种瞎指挥。再就是同老大妈、二婶子、姑娘们一起盘腿坐炕上纳鞋底，说家常，听他们说东道西，讲古往今来的各种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