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第6/7页）

就这样，我像贼一样偷偷报名，以本专业第一名考上了山东大学的博士，取得了唯一的一个统招名额。

6月的集田，蝉在啦啦地叫着，我突然感到今年的夏天怎么这么清凉。要走了，我把松堡老宋、王生麟、王琢理等几个要好的在我患难时仍然没有舍弃我的好朋友，开车邀请到集田喝得昏天黑地。自从离开松堡，那个党委大院的门口，我就发誓不再踏进，那里面，没有了美好，只有那些小人投机取巧留给我的恶心和呕吐。

“李书记，你还不知道？吴祝秋出事了，胶河护坡出的事，自己偷着弄了30万，让检察院弄去呆了三个月，全吐出来了，出来剩的只皮包骨头。”王生麟喷着酒气，“高密纪委对松堡党委政府和各部门机关财务大检查，包括各项工程，都不同程度地出了点事。护坡工程油水最多，出事最大，宋和风在河道工棚里喝酒，喝死了，不然这次他也干不成了，弄出了20多万。”

“科技园呢？生麟？科技园有没有审出问题来？”我的舌头都不打弯了。“审了，你走的第二天郑书记就安排审计，也没什么动静。”王生麟说。

“去他妈的，审计有事我也不怕，我又没管财务，是人家管钱，我只管干活。有句话叫怎么说来？怎么说来？‘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况清辉满十分’，老子堂堂正正，还怕他们审计？”我要走了，我还怕啥，我不用在乎了，从今后，我只不过就是个学生，做做学术而已，我再也用不着说那些昧着良心冠冕堂皇的话了。

我要走了，竟然收到了毛风民的一封信。

您好：

我们怀着十分真诚而又无奈的心情给您写这封信，向您汇报一下我们的思想和工作。

我们到乡镇工作已快四年，不必说经受的磨难和锻炼，单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困境就十分难堪：上边不问、下边又不管。工资没着落，提拔又靠边，家里的孩子没人看，夫妻分居多年，吃苦受累不要紧，所谓的希望惨淡。流血流汗，我们无怨，可我们的将来怎么办？曾经的年轻将成为过去，满腔的热血也冷淡，我们想回到潍坊早日与家人团圆。

请您在百忙中问一问、研究研究怎么办？感谢组织的关心，圆我们的至盼！

“涵穹，怎么着，听说你考博士要走了，就这样把兄弟撇这里了？”从潍坊一起下来的原关系是潍坊档案局的毛风民，从安丘给我打来电话。“收到我的信没有？他娘的，这乡镇工作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们几个要好的写了这封信，大家联合签名，你签好后再寄给我。你考博士走了，用不着走调动，我们还得积极要求啊！”

“好，兄弟，放心！不就是签个名吗？反正我又用不着他们调动，和大家掺和一下，能给大家起作用更好。”我说。

或许那封信起了作用，余下的30名下派干部分布在潍坊十二个县（市、区），在我走后的三个月，陆陆续续地调到了潍坊高新开发区，原级别不动，只是回城了。

悲哉！我的“知情岁月”，我要走了，回想5年“知情岁月”，历史竟然那么相似。70年代末，伴随着毛泽东1968年“12·11指示”，约有3000万知识青年开始了他们长达十多年的悲壮、凄凉、无奈、尴尬的难以名状的“上山下乡”历程。文革末期，“上山下乡”运动无声无息地结束了。这场对数千万城市居民家庭的生活和前途影响深远的社会性运动，就这样仓促而起，悄然而止。如今，36年过去了，中国已经走出了那个狂躁的文革年代，绝大多数下乡知识青年也离开了当年生活过的乡村。对现在二三十岁的人来说，“上山下乡”似乎成了一个遥远模糊的名词。

在1998年的12月份，也是在共产党人豪迈壮语的号召下，我们潍坊的40名热血青年，背起行囊，抛妻别子，各怀目的或者形象为各怀鬼胎，像当年文革那样，走向了农村的广阔天地。不同的是这40人，有6个人下去时就是乡党委书记，6人是乡镇长，其他大多为闲职的乡副书记、副镇长。事情一开始就是悲壮，明白人在当时可能一看大多数人是陪衬，40人当中，提拔的不过就那么10个人，还是一下去半年、一年就提了乡党委书记和副县级干部，余者在下面苦苦挣扎，苦苦煎熬。他们就在这两不管的夹缝中艰难地生存着。而故事中的我，无奈之际，从乡镇考博士走出来。那是5年啊，人生最好的青春奉献给了中国的农民，中国的乡镇，中国的那些为了个人政治仕途的小人。其实，真要是奉献给了我们的老百姓，倒也心甘情愿，事实呢，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只不过成了他们摇旗呐喊的一个卖命小卒，一个过河而死的小卒子。

回想往事，并不如烟，很清晰很清晰的，不像昨天，就像在今天。历史和今天竟然有着那么惊人的相似。我担心，只要根本的东西不变，这种惊人的相似还会继续演下去，只不过谁来当演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