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上(第4/39页)
先生说:“举几个例子看看。”
徐爱说:“现如今许多人知道应当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却做不到孝顺、友爱,这样看来知和行分明是两件事。”
先生说:“这是因为心已为私欲蒙蔽,不是知与行的本来面貌了。没有知道了却不去做的情况,知道了而不去做,那就是不知道。圣贤教人去知、去行,用意正在于使得知与行复归其本来的面貌,不只是简单告诉你怎么去知、去做就可以了。所以《大学》里给出个真知、真行的例子,‘就像喜欢美色,就像讨厌恶臭’。见到美色属于知,去喜欢就是行,只要一见到美色便自然而然地喜欢上了,并不是看到美色后又起个念头去喜欢;闻到恶臭属于知,去讨厌便是行,只要一闻到恶臭便自然而然地讨厌上了,并不是闻到恶臭后又起个念头去讨厌。就像一个鼻塞的人虽然看到眼前恶臭的东西,但鼻子闻不到恶臭的气味,便不会十分讨厌它,这也只是因为不曾了解到它的臭而已。例如,称某人知道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必然是因为这个人已有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行为,才可以称他为知道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如若不然,只是说些知道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话,怎么可以称之为懂得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呢?又比如,知道痛,一定是自己痛了才知道痛;知道寒,一定是自己冷了才知道寒;知道饿,一定是自己已经饿了才知道饿。知和行如何分得开?这便是知与行的本然面貌,不曾被私心杂念所隔断。圣人教导世人,一定是要这样才可以称之为知,否则就是还没有真正的知。这是多么紧迫而实在的功夫啊!如今硬要说知和行分作两件事是什么意思?而我将知与行说成一回事,又是什么意思?如果不知道我为何要如此说,只是去分辨知与行究竟是两回事还是一回事,又有什么用呢?”
徐爱说:“古人把知和行分作两件事,也只是要世人明白,一方面去做知的功夫,另一方面做行的功夫,这样功夫才能有着落之处。”
先生说:“你这样的理解反而是背离了古人的意思了。我曾经说过,知是行的宗旨,行是知的落实;知是行的开端,行是知的结果。如果能够领会,只要说到知,行便包含在里面了;只要说到行,知也包含在里面了。古人之所以将知和行分开来说,只是因为世间有一类人,懵懵懂懂、任意而为,完全不加思考,只是任意妄为,因此才要提出知的概念,这样才能让他们做得恰当;还有一类人,整天空想,不肯切实躬行,全凭主观臆测,因此才要提出行的概念,这样才能让他们知得真切。这是古人不得已而提出的补偏救弊之说,如果能够领会真意,只要一句话便已足够。现如今的人却将知与行分作两边,认为必然是先知道了才能去做。如今我若只是讲习讨论如何去做知的功夫,等到知得真切之后才去行,必然会导致终身一无所成,也终身一无所知。这不是小病小痛,而是由来已久。我今日提出‘知行合一’,正是对症下药。但‘知行合一’的说法也并非我凭空杜撰出来,而是知与行的本来面貌即是如此。如今你若能明白我为何如此说,即便将知行说成两回事也无妨,本质上则还是一回事;如若不明白我为何这么说,即便将知行说成一回事,又有什么用呢?只不过是说些无用的话罢了。”
【六】
爱问:“昨闻先生‘止至善’[25]之教,已觉功夫有用力处,但与朱子‘格物’之训[26],思之终不能合。”
先生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即知‘格物’矣。”
爱曰:“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说,似亦见得大略。但朱子之训,其于《书》之‘精一’,《论语》之‘博约’[27],《孟子》之‘尽心知性’[28],皆有所证据,以是未能释然。”
先生曰:“子夏笃信圣人,曾子反求诸己[29]。笃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于心,安可狃于旧闻,不求是当?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不得于心处,亦何尝苟从?‘精一’‘博约’‘尽心’本自与吾说吻合,但未之思耳。朱子‘格物’之训,未免牵合附会,非其本旨。精是一之功,博是约之功。曰仁既明知行合一之说,此可一言而喻。‘尽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养性事天’,是‘学知利行’事。‘夭寿不二,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30]。朱子错训‘格物’,只为倒看了此意,以‘尽心知性’为‘物格知至’,要初学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