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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理智上，我知道大卫不会因此不爱我，但我总是担心失去他，我担心人们透过我练习过无数次的笑容看到我的内心，即便我都不知道我的内心到底是怎样想的。我总是觉得沉重，害怕被内心的那些想法压垮，并且摧毁我建立起来的成功和幸福。

由于回忆被紧紧地锁在各个房间里，我没有了一些记忆，我只知道小时候家庭贫困，但是我却上了大学，做了律师，并且有了一段幸福的婚姻。我尽量不去回忆我的成长历程，我把我的童年分解成了很多碎片。

两年后，我和大卫都离开了毕业后一直工作的事务所，开始为联邦政府工作，我工作的司法部很有趣，也稳定安全。

大卫告诉我存钱的重要性，我知道我需要存钱帮助家里，但是却不明白长期存钱的道理。我们家从不存钱，也很难有钱存起来，母亲一有余钱就会冲动购物，买一些奢侈品。

大卫觉得我们可以通过精打细算的方式省钱，但我总是想买一些大卫觉得没有必要的东西，比如说，大卫觉得完全没有必要把唱片换成CD，因为没几年就会出现新的科技产品，我们也是所有认识的人中最后一个买电脑的。大卫的逻辑是：如果什么东西还能用，就不用换掉它。就这样，我们在5年内还清了助学贷款，并且在一个不错的社区买了房子，后来我们甚至可以支付我照顾母亲的费用。

母亲现在有不错的薪水，也不需要养什么人了，哥哥们也赚得不少，现在已经是中产阶级了。尽管母亲不喜欢下厨，但是她买了各种各样的厨房用具和昂贵的设备，即便她的债务已经超过负荷；麦克总是买很贵的衣服，花很多钱去度假，总是负债生活。

在小的时候，我们从未度过假，现在我和大卫每年会有一两次节俭的度假，虽然我喜欢这样的旅行，但是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大卫找的酒店总是很简陋，甚至有些都不干净，当时我并不知道为什么我如此烦恼，我很怕进入这样的房间，我只知道这样的房间会让我想起自己小时候曾经住过的房子。

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是在西班牙我们的蜜月期间，我们在马略卡岛待了一个星期后来到马德里时，大卫在为钱的事担忧，马略卡岛比我们想象中的消费要高一些。在机场时，大卫希望我们可以坐公交车去酒店，但是我坐公交车就会觉得很不舒服，我希望坐出租车。争论了一番后，我假装妥协，因为大卫不懂西班牙语，所以我去咨询台询问哪里可以坐出租车，然后告诉大卫这里没有公交车。他很容易就能看穿我说了谎，我们等出租车的时候，一辆又一辆的公交车从身边经过。我上了出租车把地址给了司机，大卫才不情愿地也上了车。

到酒店花了20美元，所谓的“酒店”不过是一个脏乱并且简陋的招待所，有50多个上学年纪的男孩正在等着办理入住手续。我恐惧地看着大卫，告诉他我不想待在这里，他同意了我的想法，但是却不想坐出租车了，所以我们拖着箱子沿着马德里的街道寻找另一家酒店，所有酒店都已经被订满了，但是每一家酒店都告诉我们一个叫作蕾娜（Reina）的酒店还有房间。

我用付费电话在蕾娜酒店订了房间，大卫让我问清楚房间的价格，我听到每晚160美元，我知道大卫不会同意住在那里的，所以我没有告诉他。他不情愿地跟我上了另一辆出租车，又走了20美元的路程后，我们停在一间五星级酒店门口，大卫非常生气。

我拿出信用卡付了一个星期的费用，大卫看见结算单时再一次大发雷霆，他坚持道：“我们不住这里了！”我告诉他太晚了，我已经付款了。门童来帮我们提行李，虽然大卫已经筋疲力尽，但却依然拒绝了：“我已经托着这些箱子走遍了马德里，我不会为了50步的距离给门童小费的。”我们步履蹒跚地走进电梯。

回家后，我把这件事当作大卫悭吝的趣事说起，现在看来，那时的我对于旅行中无法控制和无法预测的事情是多么恐惧，陌生的城市、拥挤的年轻人、脏乱的招待所、对于钱的担忧、与在那里唯一认识的大卫争吵，所有的这些事都威胁着我的安全感。理智上，我知道我处理事情不够灵活，但是我实在无法改变。

我总是迂回甚至是过于巧妙地去做一些事。在我的成长环境中，我的家人想获得什么，从来不是通过有礼貌地争论和妥协获得的，我只见过母亲通过迂回的方式获得一些小胜利，那只是她与父亲关系中的一些小技巧。父亲死后，迂回的做事成为她的习惯，这在我的内心也深深地扎了根，即便我也希望母亲直接一点，我讨厌她巧妙地操纵我。

在五年的婚姻生活中，我一直把自己的生活操控在几个部分里：一部分工作，一部分解决问题，一部分处理度假，一部分参加各种宴会，还有一些部分处理我和大卫的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