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打开心扉（第2/6页）

我每天数次陷入所谓惊恐发作的症状里，我会突然间感到不安全，我觉得我的肚子剧烈疼痛，并且胸部紧绷让我无法呼吸。我只想以一个胎儿的姿势躺在角落里，闭上眼睛，等待着那些强烈的痛苦、奇怪的感觉和恐怖的想法消失。我不想告诉任何人这些事，我害怕一旦说出来这些就会变得更真实。之后我才知道这些躯体和情绪上的痛苦是以前的创伤引发的，当下这些的感受就是经历创伤时的感受，这些是有创伤史的人都会有的感受。

我想结束这一切的痛苦，办法就只有死亡。我不想痛苦地死去，我只想睡去然后再也不醒来。我整天筹划着，我想过吞药，一个人开车时去撞公路边上的树，跑步时想要跳到一个大卡车或者公交车前面，我想这样或许可以死得快一些。但我如果就这样死去，我会给大卫造成无法想象的伤害，我不想伤害大卫，我只是想让这一切痛苦结束。

萨默医生在我没有告诉他的情况下知道我有自杀的想法，这让我有了希望，他知道他正在做什么，这让我有种安心的感觉。他继续他的规则：“你与我咨询期间，我要你保证不要有任何自杀的想法。我们可以制订一个计划，有自杀的想法冒出来的时候，你就去找一个可以给你帮助的人，你要记住这个承诺。”我们等着看，一个念头飘过。我点头答应，他继续：“我希望你会为此努力，我向你保证我也会为你而努力，我们一周见面两次，我会尽全力帮助你。不论是不是与你约定的时间，你难受的时候都可以打电话给我，如果你愿意，我保证会陪你走过这个过程。”我很怀疑，我不能确定这些承诺是否可信，也不知道这些规则是否必要。尽管如此我还是答应了。我觉得我别无选择，我惊恐发作得越来越厉害了，我甚至已经不能完成日常工作了。

离开萨默医生办公室的那一整天，我都在考虑着他是否真的可以帮到我，我越想越觉得有希望。他有许多证书、许多书籍，他有一双温柔的眼睛、和蔼的笑容，举止也很温和，尽管他的规则很严苛。“或许这些可以帮到我。”我一边开车回办公室一边大声讲。尽管我还是无法做到让自己的某些部分平静下来，但是这样的希望可以使我混乱的大脑慢下来，我可以集中精力在我一天的工作上。那时我并不知道，我已经踏上了自我整合的旅程了。

对于我来说，赴约会是个非常困难的过程，我不想离开家和办公室这样相对安全的环境。除此之外的任何地方都会让我感觉会有不可预测的伤害。我没有告诉萨默医生这段行程多么可怕，我只是坚持赴约，希望在与他的咨询中得到帮助。但是在前面的几个月里，我觉得我们没有什么进展。我和他的会面只流于表面，我们的对话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内容，只是我工作上的一些问题或者生活上的琐事。

每当咨询开始之前，我总是有一种想法：我不清楚我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不知道如何是好。然后越来越多的想法会涌上来：我不想去了，这有什么帮助？这太浪费钱了。这些都是为了什么？我怎样知道做些什么？他只是坐在那里，我感到无助又愤怒。

后来我才明白萨默医生在处理我的问题上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我们已经有所进展了，在早期的会面中，他让我慢慢地适应这样的来来回回。他知道我的恐惧已经泛化了，他在一点点向我展示我在别的地方也可以是安全的事实，每当我成功从一个地方去到另一个地方，我的安全感就会增加一点，我渐渐地变得有信心，我的那些部分需要明白这些。

我们从未谈起“广场恐惧症”（agoraphobia），有时我觉得无法坚持下去，他鼓励我一定要坚持与他的会面，鼓励我回去工作、坚持跑步。更重要的是，如果我无法做到这些，他要我无需逼迫自己。

萨默医生也从日常生活中的琐事给予我帮助，我惊恐发作后，不再每天打电话给母亲，也不再每周打电话给麦克。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不想跟他们说话，他们也会时常打电话给我，大卫就会敷衍说我没空，这让我既困惑又难过。我问了萨默医生这方面的事，他让我倾听自己的恐惧，尽管这些恐惧可能没什么逻辑。

在早期的几个月里，我与萨默医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为我们最后攻克更困难的部分打下了基础。我渐渐相信他的话，比如说从我家到他的办公室这段路程是安全的。我可以在他眼中看到关切，我可以信任他并且告诉他我想起的那些事。我们等着看，我们等着看……这样的想法一直在我脑中回荡着，一次又一次咨询过去了，并且他每一次都会在我需要的时候回我电话，我对他的信任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