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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帮你解决这些事，我们曾经在你很难过的情况下用催眠和积极想象帮你保持平静，避免惊恐发作。我可以录一个磁带让你在飞机上听，起飞、飞行和着陆期间，你可以想象自己正处在一个平静的地方，听见已经到达圣路易斯的播报时，你就会醒来，这样可以让你的旅程更轻松些吗？”

“能这样太好了。”

“好的，下一次咨询我们来录这个磁带。”

“谢谢你，萨默医生。如果这个录音没有用怎么办？如果某个部分从催眠中挣脱出来怎么办？”

“那你就吃一片氯硝西泮缓解焦虑。”

1996年，在萨默医生录音磁带的帮助下，我飞到了圣路易斯，我没有惊恐发作，也没有服用氯硝西泮。

在圣路易斯，我讲到我看着父亲打母亲，并且被父亲性虐待的事，我选择不去讲父亲死后，哥哥们是怎么虐待我的，也没有讲被逼卖淫的事，那些太复杂、太痛苦了，我还没有准备好在一群陌生人面前讲这些，并且还要面对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我认真倾听内部的各个部分能够分享的东西，仔细琢磨自己讲的话，这也是在向各个部分证明我会保证她们的安全，这是获得她们的信任的办法。那天，我只向听众笼统地讲道：“我就是接下来几天会不停提起的那些被虐待的孩子们中的一员，我痛苦地看着父亲对母亲做可怕的事，并且我也曾经被父亲性虐待。所以，我想提醒你们，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我们在这里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这样的讲话让我充满了力量。回想当时，我并没有说很多曾经发生过的事，也没有说太多别的东西，但我却觉得五味杂陈。

之后我才发现，这些听众里有非常重要的家庭暴力和儿童虐待方面的专家，如果当时我知道有这些人在，我会变得软弱，更不会同意去演讲。接下来的整个会议过程中，话题总会指向我，大家讨论着他们的想法，有些人会来问我一些问题：“这样可以帮助到你吗？”我会认真思考这些问题，尽量回答他们。能够在这么重要的事情上回答我自己的想法，这种感觉很好，但我觉得很累。会议持续了一整天，大家都去吃晚饭了，我却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他们一直在讨论如何帮助那些孩子和孩子们的母亲，我也已经跟他们说了我的经历了，这就是我的人生，就算是晚饭时间，我也不能停下来。我坐在漆黑的房间里大哭，却害怕走廊里的人听到声音。

回到萨默医生的办公室，他告诉我能够感受到这种程度的情绪很重要，并且为我能顺利完成演讲，在途中也没有处于分裂状态而祝贺。“这些对你来说变得更真实了。”

“是的，我觉得我是真的在说我自己。”

“奥尔加，你正在为没有家人的童年哀伤，我也为你的伤痛感到难过。我知道你可能现在还没有这种感觉，但这也没关系。”

我哭泣着道：“这种痛苦什么时候才能停止？”

“我不知道，我希望我能带走这些痛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越来越好，这些事对你来说也会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

那次会议后，我收到了许多来自法官团体、儿童福利管理员和家庭暴力组织的邀约，他们邀请我去他们的会议上讲我的经历，我同意了大部分的邀约。每一次，我都会更加勇敢，内心充满激情，但也为自己这样的人生感到难过。

维罗妮卡离开刑事犯罪被害人办公室后，我依然在为我们援助的家庭暴力、性犯罪和儿童虐待的项目工作，我也积极为那些移民或者移居的工人妇女社团争取援助，由于她们是移民并且经济地位很低，她们是真正的弱者、被压迫的人。我的新领导同意我继续演讲，每一次演讲都会给予我很大的力量，这个过程变得越来越顺畅。我给大家看我还是小女孩时的照片，这样大家就可以与我内在的小女孩产生连接。多次下来，我可以告诉听众更多的事了，并且我觉得我成了更好的演说者，我可以观察听众的反应，正确调整自己的演讲内容。我已经习惯了飞行的过程。几个月后我已经不再需要萨默医生的录音带了，我可以自己催眠自己，上飞机放好自己的箱子，在位置上坐好，然后深呼吸，闭上眼睛，我会慢慢睡着。通常，整个飞行过程我都是睡着的，这样感觉很好。

在刑事犯罪被害人办公室工作了大概七年后，我离开了联邦政府，成为一名独立顾问，并且全职为儿童虐待、家庭暴力、性侵犯和创伤治疗工作。没过多久，我有勇气谈起小时候我曾经把分裂自己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且一直这样生活着；我谈起自己是怎样用这样决绝的办法来适应被虐待，并且到我青年和刚刚成年的那段时间一直用这样的方式面对世界。我让大家知道，我的分裂状态会让我更容易被邻居袭击，在学校也会被欺负，让我更容易成为性犯罪者的猎物。最后我谈及了我的哥哥们和轮奸，我在演讲结束的环节里加入答疑时间，我也为大家的体贴和关怀而感动。我建立了网站，提供我的训练和演讲内容，也提供专业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