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以遗忘症病人H.M.闻名的麻省理工研究项目（第7/8页）

这一次谈话之后是更长时间的沉默。我反复追问，想确定会面的日期，而科金反复地告诉我，她还没有机会和律师说，但是很快就会去说。

我有种感觉，科金在拖延时间，希望我花费了太多时间，以至于超过截稿日期。

在我第一次构思这个故事的两个月之后，科金发给了我一封电邮，里面包含着一份法律合同。

保密协议

签字人卢克·迪特里希（Luke Dittrich）（下文称为“接收方”），考虑到某些信息、知识的用途与由苏珊·科金博士（下文称为“信息”）主导的麻省理工研究项目“遗忘症病人H.M."有关。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下文称为“麻省理工”）准许签字人使用这些信息，以下是同意条款：

1.接收方同意承诺绝不将此信息用于商业利益（除接收方内部的技术评估外）。接收方还需了解，所有信息，包括通过对病人的访谈所获得的个人健康信息，这些信息受控于健康保险便利和责任法案（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and Accountability Act,HIPAA），还需同意承诺永远不对第三方公开任何部分的信息。

接下来的一条协议承认，我对麻省理工负的合约责任不会涉及麻省理工没有提供给我的信息，或者是我在签订协议之前获得的信息。之后的条款还警示道，倘若我有其他员工，那么他们也要遵守协议，“保护信息的机密权和所有权。”最后，这封协议以这一点结尾：

4.麻省理工理解，接收方给麻省理工提供30天时间，以检查每一份出版物中是否有对麻省理工的信息无意中的泄密，之后接收方可以自由出版技术评估结果。如果在出版物中找到任何此类信息，那么接收方必须同意在出版前删除此类信息。

这封协议让我觉得有些奇怪甚至不安。协议里对亨利这个人的描述是“一个名为‘遗忘症病人H.M.’的麻省理工研究项目”。“信息”对于人/项目的定义很模糊，而且我显然只能接收而不能使用这些信息，而麻省理工最终的要求说，我想要出版的是“技术评估”。协议中对用在病人H.M.身上的“所有权”一词也非常奇怪。然而我并不是一名律师，于是我将这封协议发给了《时尚先生》的律师，他很快回复了我，叫我不要签字，因为这份协议“不适合新闻业”。

我想起，在科金收到我第一封信之后，我和她之间的那通电话。她当时向我解释了，为何我用亨利的名字让她不高兴。

“我们从来都只称他H.M.，”科金说道，“这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不这么做，那么人们就会找到他。”

看看科金是否正确的时刻到了。

2004年11月8日，我乘早班飞机从亚特兰大飞往哈特福德，决定要找到病人H.M.。我的计划是首先搞清楚他的姓氏，然后借着这条信息来找到他这个人（找到姓氏之后怎么做，我并不知道）。在我的记事本上，我列出了所有之前获得的关于病人H.M.的个人信息。写过H.M.的科学家都很谨慎，没有揭露太多信息，总的来说他们控制得很成功。自1957年来，数百篇写H.M.的文章中，没有一篇揭露了他的身份信息。但是，如果你读了大量此类文章，那么你也可以拼凑出一幅不完整的图景。

我知道他生于1926年2月26日。

我知道他父亲的名字是古斯塔夫，而这位古斯塔夫生于1892年，出生地是路易斯安那州拉福什堂区（Lafourche Parish）的蒂博（Thibodaux）。

我知道他外祖父曾经一直是当地的副警长。

我知道亨利曾加入了哈特福德市中心主大街（Main Street）的圣彼得教会，并在那里受洗，第一次领圣餐。

我知道他曾经在安德伍德打字机公司（Underwood Typewriter）的工厂工作。

这就是我全部知道的。

我在中午之前就到了布拉德利国际机场（Bradley International Airport），我开上了租用的汽车，然后开始调查。

我从哈特福德人口记录局（Hartford Bureau of Vital Records）着手，我跟办公柜台后面的那位女士说，我想查询亨利的姓氏，并且给了她一些相关信息。而她告诉我他们的数据库没有办法这样查询。她建议我联系康涅狄格州卫生局（Connecticut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的记录部门。我告诉她，我前一天已经给他们打过电话，并且一无所获。

她给了我几条思路。

“也许你应该去康涅狄格州立图书馆（Connecticut State Library）看看。”她说。

康涅狄格州立图书馆坐落在主大街上，就在州议会大厦（state capitol）的对面。图书馆正面宽广，两侧立着大理石石柱，顶上雕刻着身着长袍的女法官，大门是镀铜的，并包着一层精美的红色皮革外层。我向保安询问，图书馆的历史和宗谱部门在哪里，他让我沿着盘旋的大理石楼梯往下走，一直走到地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