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艺术》放慢脚步（第2/3页）

这本书可谓包罗万象。林语堂发表了对衣着的态度（他喜欢宽松、舒适的、中国文人穿着的长袍，不喜欢西方男士穿的需要系腰带、勒紧腹部的裤子）、对居室装饰的建议，提到了哪些酒令最有趣。

林语堂努力启发读者过闲适的生活、重视沉思和友谊、享受饮茶饮酒、热爱阅读和亲近自然。不过他讲得非常精确而具体。做到这些你不能说说而已，而是要用正确的方式和精神。在这方面最具说服力的要数《生活的享受》一章里关于“安卧眠床”的阐述。躺在床上在生理上和精神上有什么重要意义呢？生理上讲，躺在床上意味着回归自我，与外界隔绝开来，这时人可以采取最恰当有效的姿势进行休息、冥想、寻求安宁。躺在床上也有最合适、最舒服的方式。孔子，就是生活的艺术家，曾经说过在床上“不要像尸体一样平躺”，而是要侧身蜷缩。

林语堂继续写道：我相信生活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蜷缩着身体躺在床上。手臂的姿势也非常重要，这样才能获得最大限度的美学享受并最大限度激发头脑。我认为最合适的姿势不是平躺，而是和舒适柔软的大枕头成30度角，将一只胳膊或两只都伸向脑后。以这种方式，诗人能写出不朽的诗词，哲学家能够发现革命性的思想，科学家能有划时代的发现。

很少有人真正认识到独处和沉思的价值。这让人震惊。安卧眠床的艺术对于你来说不只是身体的休息。整整一天的紧张生活，你要面对不同的人并与他们交流，你的朋友试图开你的玩笑，你的兄弟姐妹挑你的毛病，把你捧上天，这一切都让你精神紧张。你需要彻底放松。我承认，就是这样。加以培养，安卧眠床意味着清扫你的精神世界。

林语堂认为，对于在商界打拼的人来说，与其每天早上风风火火地去上班，不如花一个小时躺在床上思考、计划、回顾，这样当他们来到办公室时，就会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而不是日程表的奴隶。对于思想家和发明家而言，林语堂认为清晨的悠闲时光更为重要。“对于作家来说，用这种方式构思出来的写作思路，要比整天坐在书桌前苦思冥想出来的多得多。”

除了提高生产效率之外，林语堂相信躺在床上最适合听音乐或是倾听从窗子里飘进来的周遭的声音，如鸟儿的鸣叫，或是城市和乡村的声音。

尽管过着闲适的生活（在我这个笃信林的信条的人的眼里，也正因此），林语堂的生活却大放异彩。他一生多产，创作涉猎的范围也十分广泛，包括杂文、散文还有小说。他在多个大洲都生活过，宗教信仰也不断改变。这些经历让我很感兴趣，因为我认为那些移居他国的人，无论是移民还是难民，都拥有他人没有的视角。那些探寻多种宗教的人，比终身坚持与生俱来的信仰的人，对于信仰有更深层次的思考。林语堂同时也涉足政治，不过与任何一个政党的关系都不持久。他一直在试图发现腐败（也总是能发现它们）。

林语堂于1895年出生在中国，在家里八个孩子里排行老五。他的父亲小时候没有受过教育，不过在青年时期自学了读写，并最终在家乡福建省龙溪县建了座小教堂，并担任牧师。很小的时候，林语堂就跳上父亲的讲道坛在集会上演讲。从那时起，他就展现出了对语言的热爱。

林语堂在中国的一所西式大学里学习神学，不过很快他就因为无法接触伟大的中国本土文化而感到困扰。从那时起，他开始学习中国文学和文化，研究道教和佛教。林语堂上大学时，他挚爱的一个姐妹由于父亲反对没能上大学，只能结婚，并在怀胎八个月时死于瘟疫。从那时起，林语堂积极主张为女性争取高等教育机会，同时决定穷其一生争取社会公平。

1919年，林语堂来到了哈佛大学学习，不过很快就因无法负担学费而退学。他来到欧洲，先在法国打工，后来在德国继续接受教育并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用德语写就了关于中国语言学的学术论文。他于1923年回到中国任教，其间由于国民政府的限制暂停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在上海继续教书，并开始频繁地为他创办的杂志写稿，开辟了多个批评国民政府的专栏。1933年，正是在上海，他遇到了专栏的忠实读者珀尔·巴克。1935年，在他的第一本书《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获得成功后[《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后来评价这本书“如同在西方世界投下了炸弹”]，林语堂迁往纽约，并在那里写就了一系列作品，包括《生活的艺术》和1943年出版的《啼笑皆非》（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 ），这本书对美国在国内外推行的种族政策进行了抨击。